会议侧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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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现场

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的延展性学术交流活动，年会第三分会场会议于2017年4月15日下午2时至下午6时在人文楼211室顺利举行。本场会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为主题，聚集了来自不同省市不同民族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并邀请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和四川大学梁昭教授担任观察员，《民族艺术》许晓明主编和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马卫华作为评议人，与参会学者共同探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特色及其背后的人类学意义，聚焦“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反思其制度、方法等各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二：彭兆荣教授发言

纵观研讨会各方发言，会议探讨的内容主要分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的反思与建议。

传承人身份的存在既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制度保障。反思“非遗”问题首先要重视现行传承人制度存在的缺陷，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吴兴帜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的结论。他以在云南保山施甸布朗族山寨的布朗族民歌项目调研中遇到的问题为切入，强调关注遗产持有者的缺席与失语。吴兴帜指出，布朗族民歌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其他文化传承项目共同亟待解决的问题，即①有人教、无人学，②有人学、无人用，③传承人自身发展的困境，④村寨发展与文化式微的困境。而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现行传承人制度的不完善关系密切。经过三四年的“云南土风计划”实践考察，他在解决传承人制度问题中提出，对于“传承人”的界定应该注重“传授人”和“承袭人”的双向互动，而“非遗”的传承也应该按照其自身规律，在地方人群共同体的生活实践中以传授遗产为主，以传习所（馆）集中培训为辅，共同构建“人 遗产 生境”三维一体的制度机制。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呈现与分析。

完善制度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落脚点仍然回归“非遗”本身。深入田野调查，充分了解并呈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是讲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的有效途径。本次会议，四川大学的完德加和四川文理学院的姜约在自身田野经历的基础之上，分别对川滇交界培米人的祖谱传统和川东土家族的薅草锣鼓两种“非遗”进行了展示与分析。完德加以记载培米远古祖先的口传经书《丧葬董氏父系》为研究对象，虽然《丧葬董氏父系》尚未正式列入“非遗”名录，但隐藏在培米人祖谱之下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人鬼神观，其有异于华夏民族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种族观念，却足以引起充分重视，是引导读者了解培米文化的重要通道。姜约则通过观察记录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的表演过程，对它的功利性和审美性进行了二元共生的辨析，他认为薅草锣鼓诉诸劳动者的审美感官激发了其生命活力，以此才能达到提高劳动效率的功能性目的。

除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案展示，江西师范大学的杨丽嘉还带来了与非物质文化相关的文化文本分析。她以东北童谣作为文化文本分析对象，结合日常生活理论和东北乡村现实情况，解析作为日常生活编码的童谣，如何做到伦理的编制以及对日常行为的约束。

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法论到文学人类学方法论的延展与反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有赖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书写，而从此类研究方法延展至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问题，探讨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实践反思，则是本次会议在主题基础上的发散与深入思考。广西民族大学的刘华以“定义”和“注释”两种思维模式所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从费孝通与利奇有关“中国人类学者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的辩论出发，说明在人类学实践的道路上，两者已经形成不同的实践模式和思维模式，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意义。四川大学的李菲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公维军话题一致，都旨在对文学人类学核心方法论即四重证据法进行分析与思考，前者聚焦于四重证据法从人类学跨学科到文学人类学的特点与变异，强调在文学人类学学科当中所谓证据与田野调查的概念问题。后者着重四重证据法十年运用中的功能意义与实践效果，在回顾了自2005至今约十年时间里四重证据法取得的学术与实践成果之后，他提醒我们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和争鸣，例如每重证据的局限性以及第四重证据的超越性，更要警惕媒介霸权、符号暴力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

宜宾学院的王立杰和湖北民族学院的柳倩月另辟蹊径，前者以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论为切入，将文学人类学作为“话语场”进行整体性审思和考察，从话语分析理论的角度阐释文学人类学的追问，即“人”在这个时代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后者则从高校中文专业教学的方向出发，强调田野工作法、声教传统、图像传统以及文化符号编码理论对中文教育的方法论启示。

在这三个主体方面之外，另外两名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补充。《丝绸之路》的冯玉雷根据多年来对玉文化的研究，探讨了玉门关的海关属性以及作为输入商品的玉石的文化意义。湖北民族学院的张洪友则是以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研究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现代性批判的资源，分析神话的意义以及研究的局限性。

发言结束之后，会议评议人和观察员一一做出点评，同时就会议中出现的疑惑和问题提出了解疑思路和有效建议。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指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应当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突显其文化的特殊性，例如完德加有关培米人祖谱的研究，就可与华夏民族以黄帝为族源的心理认知进行对比。而关于“非遗”功能性和审美性问题的探讨，彭兆荣教授认为单纯地二元划分缺乏研究意义上的必要性，期待在形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找到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支撑。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则首先肯定了研究过程中注重研究工具的有益性，但他同时也提醒各位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需坚定学术理想，注意具体研究的厚重性和严谨性。徐教授同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其实是整体化的研究，其中涉及到时间、空间、仪式甚至声音、韵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整合性研究更有助于文化活动发生的情境还原，从而更贴切此“非遗”得以存在和流传的文化心理。另外，《民族艺术》的许晓明主编表示，大多参会的年轻学者仍然将研究视野停留在材料的梳理和呈现上，从材料中提炼出的观念性见解不够明确，期待各位学者加强材料提炼能力，同时更加注重研究论题的升华。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相关方法论研究的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发言既各自成章，又存在潜在交锋，从制度概念到个案研究再到方法论的反思，点面结合，覆盖广泛。与会学者在积极互动的学术交流之后纷纷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整个文学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期待在全国各地文学人类学分会的鼎力支持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上，发挥专业优势，促进共同进步。上海交通大学今后也将继续支持组织文学人类学相关学术活动，建立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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