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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年正月十五清晨五点多，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拿起手机一看是母亲家的号码，心顿时揪起来，手机里传来住家保姆急切的声音：“姐，大爷摔倒在地上了，赶紧来看看吧！”我放下电话起床穿衣，一路小跑打上出租车。天还没亮，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万户闭门禁足已有十余日了，行驶在寂静的街巷我却万箭穿心，焦灼地想象着父亲这次摔倒后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
冲回家的时候，父亲已打着小鼾在床上睡着了，保姆叙述着：“今晨5点见大爷跌在地上，左小腿有一道约六寸长带血的划伤，也不知啥时候、怎样跌下床划伤的，发现后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他躺下。”几乎在一瞬间姊妹和家人们都赶回来了，望着熟睡的父亲不忍叫醒。
两年前父亲曾突发脑梗住进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脑梗后应输液通络，但父亲因当年核辐射后遗症造成血小板减少，医生告知：出血风险高，不宜使用疏通血管药物，一旦造成血管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只能吃点营养血管的药保守治疗。鉴于这种状况，大脑还清醒的父亲果断要求出院回家遵医嘱用药自护。在家养病的父亲非常自律，起居饮食规律，每天读书看报，还力所能及地照料已多年行走不便的母亲。
父亲的性格内敛严谨，经常是沉默寡言，干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他的所有用品永远是整洁有序，即便得了脑梗还依旧是这样。2019年为庆祝建国70周年，电视报刊都在大力宣传和表彰为共和国建功立业的人物，每当看到这些父亲就会默默地看着我，我想他是在为功勋人物点赞，同时也一定会浮想联翩，回忆起自己参加祖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那段镌刻在心底的时光。
1958年初，父亲接市委组织部调令要去从事“机密”工作，具体干什么一无所知，父亲回忆说：当时还以为调我去苏联学习呢！他告别妻儿老小，先是去了北京，到国家二机部(核工业部)从事原子能研究试验，经常去北京近郊做小型爆破，后来去了青海金银滩草原上中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共和国第一朵蘑菇云的腾空绽放，先后有几万大军在茫茫无际、人烟稀少的戈壁荒原隐姓埋名、风餐露宿、攻坚克难、默默奉献。父亲调去北京的时候我才一岁多，后来慢慢记事了总是每月和母亲一起盼着父亲寄来的信和汇款单，那时家里有我们姐弟仨和姥姥姥爷一家子人要养，还有老家的奶奶和两个在上大学的舅舅每月要寄钱，父亲的来信和汇款单就成为母亲的精神寄托和全家重要的生活来源。
小的时候长年见不着父亲，母亲总是守口如瓶地说：爸爸去干大事了，等做好就回来了。长大懂事后母亲才跟我说，其实父亲离开北京究竟去哪里了，她根本不知道。爸爸来信的地址永远是编码代号2001邮箱。
1964年10月16日父亲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他和同事们欣喜若狂，巨大的蘑菇云在祖国上空绽开的一刹那全国沸腾了、全世界震惊了，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征服了全球。在成功的背后是无数科技工作者为之付出的超乎寻常的艰辛。
父亲因长期在一线做核试验，核辐射浸入到肌体，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带着喜悦和疲惫回到青岛，组织安排在燕儿岛核工业部疗养院休养治疗。那时我已八岁多了，三十多岁的父亲又黑又瘦，但眼睛里永远透着坚毅，话很少的父亲却经常滔滔不绝的给我讲“原子弹”的故事，打小我就知道“蘑菇云”，知道中国有了不起的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等，还有象爸爸一样把青春献给中华历史上丰功大业而无怨无悔的无数科技工作者。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一个同事李叔叔，我三岁多刚记事时在北京见过他，他也就二十多岁吧，工作之余与父亲是乒乓球友，他的右手在一次试验中炸掉了三个手指，只留大拇指和食指，但他很乐观，用仅剩的两个手指握拍和父亲对打，球技很精湛。每回见到我，便抱起我转圈、逗我乐。可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右手在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亲因核辐射体弱多病调回青岛工作。虽然无情的核辐射残噬了他的肌体，但骨子里依然初心不改，虽然医学诊断血小板降到最低点，但精神层面的血液还是激情澎湃，那段曾经的核试验经历成为他生命中的沸点。
当年在青海核试验基地的同事们后来大都转到了四川绵阳的新基地，几十年来他们经常通信通话，青岛的魏世杰叔叔更是联络密切。每当媒体和各方面的信息提到“原子弹”这三个字，父亲总会全神贯注地听着、给我们解释着，那种兴奋溢于内心，也只有这时，一向寡言的父亲才会“高谈阔论”。
前些年我参加作家采风活动去了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西海镇的“原子城”，平均海拔3210米，当年这里对外称国营221工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直到1987年完成历史使命后，封闭了近三十年的军事禁区才缓缓落下庄严而神秘的帷幕。
来到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在展览馆仔细地看着的每件实物，走在保留下来的试验车间、研究所和宿舍楼里感受着当年的气息和阳光，体悟着一草一木间的传奇故事，脑子里涌现出年轻的父亲当年在这里工作的幻影，我仿佛超越了时空，充满无限想象，思想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
我拍了许多照片带给父亲看，他眼里放着光，一张张地给我讲解，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把我的手攥的很紧，他让我把放在大衣橱上面的一个旧皮箱拿下来，里面存放着他在北京和青海工作时的工作证、照片等物品，还有一摞当年与母亲的往来书信，他让我拿回去读。
共和国七十岁生日的前夕，一生无怨无悔为党工作的父亲已走到了暮年，行走日渐不便，说话也有些含混不清了，我心疼不已，千方百计想给他些精神上的慰籍。我背着他打电话咨询市有关职能部门，询问能否给这些曾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的老科技工作者一点精神鼓励？
对方热情而有些歉意地回答: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无奈我找到一位影视界的朋友帮忙到家里给父亲录一段关于当年父亲参加核试验的经历和感想的视频，朋友欣然答应。我便编撰了采访提纲，用文字打印出来交给父亲，告诉他“建国七十年了，有关部门要来采访对‘两弹一星’研制做过贡献的人，要留些资料宣传”。
这是我第一次对父亲撒了个善意的谎言，父亲相信了，他每天拿着提纲细细回忆着、思索着。录制那天父亲早早起床穿上他那件最钟意的深蓝色布夹克。朋友扛来全套的录像设备，把家里的小客厅布置成采访现场，聚光灯下的父亲威严里透着慈爱，对着话筒娓娓道来，思路清晰，声音洪亮清楚，和平日判若两人，家人都在惊讶地对视着，我却从这次采访中再次窥视到了父亲对那份事业的挚爱和能为之付出的由衷自豪。
这次采访录制也为父亲终生引以自豪的那段经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祖国七十年大庆那天，父亲在电视机前看了阅兵式，脸上带着少有的笑容，还不住地微微点头。后来我下载了一首韩红演唱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放给父亲听，把歌词也打印给了他，喜欢音乐的父亲听了好几遍，还在“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山河......祖国不会忘记我”的歌词下面重重地划上红杠。我深深地感觉到了父亲内心的满足和欣慰。
还要把时光拉回到庚子鼠年正月十五清晨，父亲醒来的时候，我们姐妹几个一起呼喊着爸爸，他睁开眼晴看着自己的孩子们点了点头，神智还清醒，只是双手在发抖，右腿己抬不起来了。我们意识到父亲的脑梗、脑萎缩加重了，便立即准备拉他去医院检查诊断，可父亲坚决拒绝，他含混不清地说:“去也没用”。上次住院无法输液输通脑血管，已让父亲平静地面对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只好遵医嘱用药，轮流在家照顾已经不能自理的父亲。
生命的长河奔腾不息，父亲和母亲在漫漫的岁月中已携手走过六十多个春秋，如今都已八十五岁高龄，曾经的风华年韶已悄然逝去。父母的故乡远在河南安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他俩从纺织院校毕业后分配到青岛工作，母亲将毕生的工作年限都奉献给了青岛的纺织工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是他俩的最高荣耀。
从小受家庭的熏陶让我懂得了做人应自尊自立和自强，长大成人后我遵循父亲立的家训:“爱国、勤奋、善良、知足”，在工作岗位上一路向上，力争让自己的人生闪烁出无悔的星光。在参加工作特别是出嫁以后近四十多年繁忙纷扰的时光里，也经常抽空回家看看、有了烦心事回家说说、年节回家吃顿饭......在我的心里父亲永远是一座可以依靠的山峰。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了，直到这次轮流回家看护父亲，日夜守候着父母双亲，才使我又一次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深夜，我躺在父亲床边的折叠床上不能入眠，伴随着父亲的鼾睡声和母亲不断翻侧时的吟呻声，脑子里不断滚动出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在父母身边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是家里的长女，母亲总是不厌其烦讲述那年元旦我出生时她和父亲的欣喜。如今已六十多的女儿咀嚼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再次回到生命出发的地方，父母已是风烛残年，他们渴望和无助的目光常常会刺痛我的心，父亲枕边有周大新著的《天黑的很慢》、有杨绛先生著的《走到人生的边上》等书籍，看看书的题目我都觉得心酸。
因腿骨折后多年行走困难的母亲每到傍晚她便会看着窗外叹气说:“天又要黑了”，因为腿疾的折磨，漫漫长夜她会很难熬。
在我们轮番回家守护父母的日日夜夜里，我切实体悟了在人类生命轮回中，儿女们应尽的本份和回报父母的真正内涵。我小心翼翼地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彻夜不眠地看护，生怕有一点闪失。给父母洗脚擦身、捶背揉腿、端饭拿药……做的是那样心甘情愿、天经地义。我时常会想到我女儿今年送我生日礼物卡片上的一句话“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是啊，如今的陪伴真的成为最长情的告白。
那日轮到我回家值班，清晨拉开窗帘大雪纷飞，冰冻地滑，我穿上厚棉衣，带上口罩手套，找出了登黄山时买的拐棍，冒着风雪步履艰难地向开往父母家的公交车站走去，向我生命出发的地方走去，心是那样的坚毅无悔……
（作者：牛鲁平 青岛市文联原党组书记，曾任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院长、《青岛文学》主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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