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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先秦以来，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逐渐开始呈现出光辉灿烂的一面，为人们所传唱千年的《诗经》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只是将生活中的琐事以及自己心中的想法用类似曲子一样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有别样的韵味，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后朝历代，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以及选官制度的改革；文学逐渐成为了上流社会乃至亭台楼阁之人所特有的娱乐形式，于此同时，内容也渐渐向着“阳春白雪”或者“歌功颂德”的方向靠拢；例如唐初时期，由上官仪等人主导宫廷诗人作品，内容基本围绕宫中琐事展开，辞藻华美而艳丽，除了当时心怀大志的使人关心民间疾苦，时不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下层人民的生存现状，针砭时政。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被埋没许久的市井文化再次苏醒，到了元灭南宋，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开启了。
这种市井化倾向的改变和元代的政治制度有着相当大的联系，首当其冲便是较为强烈的“排汉”政策，在当时，人们默认有四等地位，第一等便是蒙古人，第二等则是来自波斯等西域的色目人，汉人的地位排在第三等；这也使得当时很多有才华的人因此屡次考试失败而得不到重用，因此将其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写作上，而写作的对象既不是亭台楼阁也不是阳春白雪，而是混迹于街头巷尾下层市民乃至青楼中的歌妓，无论是是诗歌还是戏曲，写作的对象第一次集中到了这些人身上。
其中不缺女性的机智勇敢超乎常人的气概，例如关汉卿的《赵盼儿救风尘》，下层人民受到迫害的悲剧，其中也包含者对于残酷黑暗现实的反抗，例如富有盛名的《窦娥冤》，甚至包括在王实甫《西厢记》中那个处处帮忙的机智红娘。
从这些戏曲乃至角色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并非只有美好的风花雪月、久居庙堂之上的亭台楼阁、身处上流社会嬉闹的男女能成为文学描绘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最能引起绝大多数人们共鸣的莫过于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从市井文化中衍生出的“市井”文学的意义之一，文学渐渐通俗化，每一个人都有去了解去欣赏的能力和权力，这是元曲为”市井文学”带来的第一次改变。
这种改变在明朝到达了一个高峰，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明代最出名的是白话小说。
就是当时街上的老百姓，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去茶馆听那说书人讲这些从话本衍生出来的故事。四大名著有三本出自明代作者之手，其中的《三国演义》，有考证说三国相争的创作构想极有可能来自于元末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势力斗争，整本书原型参考《三国志》，且内容并非文言文而是当时市井之中流行的“白话“，章回小说环环相扣，引起老少读者的趣；《水浒传》更是如此，现代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农民起义小说，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倒不如说里面一百零八将鲜少有农民，充其量是混迹于市井的小市民，这些人物在书中翻江倒海忠义双全而干出一番大事业，听书人甚至能够代入自身去感受这部作品，最后是”世情文学“的开山鼻祖《金瓶梅》，里面的人物言语粗陋直接，完全放下了文学的架子。
可以说，这时候文学已经和这些普通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了，这些作品的价值也能用前代乃至更久远的标准进行评判，但是，人们能够接受与喜爱的，一定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
“市井文学“的发展改变是一个文学自上而下人们接受的过程，也是文学向普通民众普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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