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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布朗基被监禁在圣米歇耳山监狱四年以后，被转移到图尔监狱，不久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而其他起义者则被转移到别的监狱。当医生诊断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药时，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对他宣布特赦。但是布朗基坚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在他12月26日致图尔市长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他曾公开地作了这样的表示。他留在医院里，卧床二十个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并逐渐恢复健康。在图尔医院期间，许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前来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
1846年，由于经济危机，图尔市发生了多次暴动，当时有人告发，说当地的共产主义社团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发起暴动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狱。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卢瓦进行审判时，由于缺乏证据，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图尔医院。 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达巴黎。许多秘密社团的成员，他的新老拥护者和年轻的革命者，都开始团聚在他的周围，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为共和政体而斗争的象征。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临时政府无视人民群众的要求，竟然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秘密社团的成员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都聚集到普腊杜大厅，商讨措施，准备向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和革命青年，准备前去推翻临时政府。而布朗基却以有力而冷静的演说，劝告当时在场的人不要这样做。他主张先看一看临时政府今后的行动，不要鲁莽从事，以免政权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里。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萨米（Dézamy）在普腊杜大厅成立了一个取名为“中央共和社”的俱乐部。从此，布朗基主要就在这里从事他的活动。他成了这个社的主席和思想领导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内讲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员们讲解当时发生的事件，提出未来的计划，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区，还是在俱乐部内部，他都注意发展社员，团结那些忠于革命的人。
他不久就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从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临时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 布朗基看到人民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思想上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立即进行选举，结果必然会使政权落入反动分子的手里。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发表演说，要求推迟原定在4月9日举行的选举；3月17日，他又组织了一次和平的，但给人深刻印象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参加者高呼口号，要求延期举行选举。 法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完全了解布朗基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敌人。反革命当局不遗余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他们对他发动了一次诽谤运动，其中最丑恶的攻击是警察当局编造了一本所谓《塔色罗文件》的诽谤性小册子。简单地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塔色罗（Taschereau）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新闻记者，他毫无区别地效忠于各个不同的政府，在现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发行的《回顾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个文件，题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内务部长的招供”。根据这文件，供词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认的，那正是布朗基由于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时期。供词的内容和观点企图使人相信，这一“供词”是布朗基招供的，仿佛是布朗基在同内务部长三次会面中泄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卖了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后还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况。这个文件没有人签名，看得出是根据打入秘密组织的特务伪造出来的。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显然是要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来毁坏布朗基的威信，减少他对革命的影响。4月14日，布朗基发表了《公民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公开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个朋友的联合签名。在这篇文章里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罗》文件编造者的无耻行径，指出这些造谣诬蔑是荒唐无稽的。 我这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拥护共和国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厅的地毯上翩翩起舞……市政厅的反动分子们，你们是下流的东西！ 四百多个前政治犯联名抗议对布朗基的诬告。这抗议书发表在4月14日《论坛报》和4月15日的《国民报》上。
捍卫布朗基的声誉的人中间有德萨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战友，阿尔芒·巴尔贝斯却站在诽谤者一边。 这一打击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 4月16日，他来到马尔斯广场，工人们正聚集在那里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参谋。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到市政厅去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组织劳动就业，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们遇到借口“挫败共产主义者阴谋”而动员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阻挡。 4月23日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布朗基要求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是英明和有政治远见的。选举那天，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街垒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4月27和28日在鲁昂表现得最为激烈，工人们真正地遭到了屠杀；这是一次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布朗基为这一事发表了声明，指出政府要对这一次屠杀负责，他问道：“这是对人民的背叛还是怯懦的行为？人民流的鲜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 立宪会议于5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议会正式承认在法国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法的。在新政府里，没有工人代表的席位。巴黎的人民群众大失所望。5月15日的示威表现了他们对政府新措施的不满情绪。工人们为了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冲进了正在进行立宪会议的会场。他们要求政府立刻援助波兰的起义者。布朗基在立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并不是这次示威运动的倡导者；相反，他认为这次示威可能失败，曾试图阻止他的俱乐部成员参加。在立宪会议上，布朗基要求立即支援波兰人民，追查鲁昂事件，惩办凶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实行社会改革：使全体失业工人就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示威群众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后，冲向市政厅，在那里成立了由巴尔贝斯、拉斯拜、阿尔伯（Albert）、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路易·勃朗（LouisBlanc）等人组成的新政府。布朗基当时没有到市政厅。
但是，市政厅很快就被军队占领了。军队驱散了群众，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布朗基躲藏了十一天，到5月26日被捕，并被送入了文森堡监狱。 布朗基听到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中以及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消息时，对于自己在狱中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一直等列1849年3月7日，在布朗基入狱九个月以后，高等法院才在布尔日审讯5月15日示威参加者的案件。 审判在布尔日举行。这时布朗基已经四十四岁。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全白，看起来象一个老人。但是，尽管监狱生活还是艰难困苦，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意志。象在1832年“十五人案件”时一样，布朗基是自己的辩护人。 站在维护人民事业的前哨，我所受到的打击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的。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不论用谁的手向我发射的箭都是通过我的身体打击革命。这就是我的辩解，也是我的荣誉。 在最后一次法庭审判中发生了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冲突的痛心场面，因为巴尔贝斯又提出了“塔色罗”文件来攻击布朗基。在答复巴尔贝斯的攻击时，布朗基说： 古希腊把英雄时代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赫克勒斯（Hercule）；反动派则把一切罪恶和暴行①都归罪于我。
①国家高等法院在布尔日审理的《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告人案》，1849年波尔多工人联合印刷所。 布朗基在回答诬蔑他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在5月15日企图用暴力解散立宪会议的指控时，带着讥讽的口吻回答说：他们是有组织起义和秘谋经验的，所以绝对不会做出象5月15日那种示威的行动。于是他就在法庭上热烈地陈说了解散立宪会议可能采取的计划。 1849年4月2日，布朗基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他和巴尔贝斯被送进了小县城杜朗（松姆省）的一所监狱。 布朗基在杜朗监狱里呆了十九个月。在这所监狱里，他按照平日的习惯，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1850年10月20日，他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移送到大西洋中的贝尔岛监狱。在转移到贝尔岛的途中，布朗基在巴黎的马扎斯监狱中呆了一个短时期。 在贝尔岛的监狱中，布朗基一直呆到1857年12月。当时在贝尔岛监狱里，将近有二百五十名政治犯。这个监狱的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犯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能够见面、谈话、在一起吃饭，等等。在这种时候，他们常常对政治和哲学的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布朗基派和巴尔贝斯派。起初，布朗基分子占少数。巴尔贝斯恰恰相反，他的周围聚集了那些反对布朗基和迫害布朗基的人。有一个时期布朗基甚至担心有生命的危险。他曾经建议同巴尔贝斯进行公开的辩论，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慢慢地，布朗基团结了大部分犯人，主要是工人囚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来听布朗基讲解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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