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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康，今天给大家讲讲人文小故事：时过境迁，终于在十几年后排出一个好戏。
团长兼导演常见站在舞台的一角喊音乐、灯光、字幕、音响、张生月准备好了没有?大家一一回答准备好了。大幕徐徐拉开，音乐缓缓响起，从舞台的一角，也就是从幕布的条裂缝往下看，我看到的尽是空空荡荡的椅子。现在是排练，暂时还没有观众。刚才常见叫的张生月就是我，在这个戏公演之前我是编剧之一，这个戏公演之时就是我的编剧结束之日。我将作为-名观察员，被导演安排在舞台的一角，对观众进行观察。现在我像一一位实习生，端坐在舞台的一角，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笔记本。观众席上空空荡荡，我想象上面坐满了观众，我想象他们的表情，我想象他们拍红了的巴掌。
我们话剧团好多年来一直没有排出过好戏，一十年来眼睁睁看着别人把奖杯拿去，一十年后奖杯总也回不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的团长兼导演常见碰到谁人都说给我写个剧本吧。他对我这么说，对灯光这么说，对音乐这么说，对所有对创作感兴趣的人这么说，给我写一个剧本吧。有一天他召集我们几个剧团的骨干开会，那时天气很热，他不停地用他的手指抓他的手臂。七八个人围坐在办公室，一言不发，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汗珠，时间和空气好像都停止不动了，那些汗珠尽管那么夸张地挂在每个人的脸上，但总也没掉下来，夸张的依然夸张着。常见抓手臂的声音，在那种气氛中尤其显得突出，我们听到富于节奏的嚯嚯声，我们看到常见被抓的手臂红得快出血了。
剧本剧本剧本，你们谁给我拿出一个像样的剧本来，常见甩开他的手，跳到办公桌上不停地跳着，他每跳一下，桌子就要抖动一下，地球也仿佛抖动了一下。他的头部不时碰到天花板上。他在跳跃的过程中说你们再不给我搞出一个本子来，我就当不成团长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团长常见、诗人袁利刀卷着包袱，去了郊区一个名叫大王滩的地方。这是一个风景区，我们打算在这里弄出一个好本子来。我们没带BP机、大哥大，也没带什么好酒，只带了一张本省的日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位好村长的感人事迹，我们必须从这篇报道中挖掘出一个好本子。从进大王滩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被剧团的同事们称为三条枪和工程兵。我们三人出发前喝了一碗鸡血酒，并对天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写出好剧本，如不写出好剧本，暂不回家门。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开始分工。常见负责想题目和概括一个时髦的主题，袁利刀负责结构和设置矛盾，我则重点考虑几个感人的细节，也就是整个戏的血肉，按我们的行话说想出几个叫彩的地方。
分工完毕，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每个人都直奔主题，抱着头想各自的问题，就像小时候想爹妈那样想，就像青年时想恋人那样想，就像现在想钱那样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想，反正我喜欢躺在床上想。我一想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把问题当问题想的时候，胃酸就特别的多，它们溢到我的嘴里，使我不停地想上厕所。我就这样想了一天一夜，总算有了一点眉目，而他们也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三人一碰头，竟然发觉大家都想得不错，袁利刀说想不到我们都是天才。常见说就按这个思路写，由张生月执笔。我每天写出一段戏，交给他们修改和斟酌。在他们修改和斟酌的时候，我接着写下一段戏。如此一个星期，我们把戏拿了出来。我们塑造了一位贫困山区的村长，写他如何与贫困、疾病和落后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整个村庄就要脱贫致富的时候，他却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其间充满了感人至深的细节，矛盾起伏跌宕，既对村长的思想形成做了铺垫，又对他战胜困难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一部能够拿大奖的戏。
我们把这部戏拿给主管部门的领导看，领导看过之后一拍大腿，只说了两句话。他先说了一句:绝了!然后沉默了两分钟，再说了一句:真的绝了!常见同时把这部戏拿给他的妻子看。他的妻子是实验电影院的放映员，看过许多美国大片。他的妻子在餐桌上看完了剧本，说，常见，嘿嘿，你想知道我对你们这个本子的看法吗?常见说想，我们这个本子既想给官方认可，也想让老百姓喜欢，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两头讨好。他的妻子这时只是一个劲地傻笑，并不急于发表意见。常见伸手去抢剧本，他妻子把剧本收到身后。常见觉得无聊，想千吗要玩这样的游戏，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躲躲闪闪的。他认为他的妻子不会有什么好的见解，与其征求她的意见，不如睡个好觉。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这么想着，他走进了卧室躺到床上。他的妻子紧跟着冲了进来，把剧本高高地举在手上，说常见，这个剧本哪里还挑得出一点毛病?简直是绝了。常见说真的?他妻子说真的。
我们团很快就拿到了上级拨给的五十万元排练费，全团人高兴得像摸到了大奖。常见突然患了失眠症，怎么也无法人睡。在他无法人睡的两个晚上，剧团得钱的消息在院子里悄悄地流传着，就像那些水管里的水，流进了家家户户。第三天早上，常见家的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最先发现这条长龙的是常见的女儿。他的女儿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拉开大门准备上学，当她拉开大门时，被挤在楼道里的叔叔阿姨们吓得退了回去。夜没睡好的常见这时正在睡觉，他听到女儿的叫喊后，从床上滚到地板上，只穿着一条裤衩冲到门口，他想看一看到底是谁在干扰他睡觉?但是当他冲到门口的时候，他的脚软了。他看到他的部下们一个个手里拿着发票，等待着他签字报销。他们说这是我的医药费，这是我的差旅费，我们差不多一年没报销了。这些嘈杂之声越来越嘈杂，常见已经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常见缩回屋子穿衣服，他已经听到了很不客气的拍门声，也顾不上洗脸，他穿上衣服就往外冲，人们给他让开一条道，然后跟着他往办公室走。
二十几个人全拥进办公室，就像一窝马蜂乱哄哄地，什么话也听不清楚，加上天气又十分的热，办公室里一瞬间充满了乱七八糟的气味。常见让他们乱着，乱着的不外乎是工资呀级别呀医药费呀差旅费呀什么的，这些都已经听惯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他只坐在他平时坐着的座位上，像一个傻瓜，或者说像一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一言不发。好像是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便举起手臂说团长呢?团长怎么不说话，我们让他说一-说。常见抓了抓头发说你们真的愿意让我说话?大家都沉默了，常见说说也白说，我没有钱给大家。不是刚到了五十万吗?有人喊道。常见说那五十万，是用来排戏的，谁也不能动。有人说工资都发不起，还排什么戏?常见说你这个人风格也太低了一点，你的风格怎么那么低?我给你们说一说我们戏里面的这个村长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刚写的这个戏叫《村魂》，主人公叫牛高，为了杏花村的脱贫致富，他献出了他的生命。在他身患绝症的时候，他还不忘杏花村的工作。他的手上吊着瓶子，但他还坐在村公所的办公室里为群众排忧解难，村公所的墙壁上钉满了挂瓶子的钉子，就连厕所的墙壁上也钉满了钉子。
他就这样举着瓶子走来走去，与生命搏斗了一年多时间。当他的双脚浮肿以后，什么样的鞋子都放不下他的脚了，他开始赤脚走路。同胞们，你们想一想看，赤脚走路，是什么样的滋味，如果是夏天，如果是在地毯上走一走，那也无所谓。但是我们的牛高同志他不是在夏天走，不是在地毯上走，而是走过了夏天到冬天，而是从村公所走到农户，走到工地，走到果园。冬天里他的妻子看着他红肿的双脚哭红了双眼。你们一定会奇怪，他的妻子为什么只知道哭而不为他做双鞋子?其实他的妻子何尝不想为他做一双鞋子呢，只是她太忙了，她要负责全家人的吃穿用，还要为牛高找医药费，还要负责小孩的读书之需。她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卖掉了她的头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编竹篮，每天只睡两到三个小时。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她曾经想为牛高做鞋子，但做着做着她就睡过去了。于是做鞋子的任务落到了牛高的八十老母身上。他的八十老母戴着老花眼镜，为他做了一双又一双特别宽大的鞋子。到他死的时候，他一-共穿烂了他母亲做给他的四双布鞋。现在他的老母仍然戴着老花眼镜，坐在他家的门口做那种特别宽大的鞋子。没有人能穿这么宽的布鞋，老母就把它们摆在门口。
他家的门口整整摆了五双这样的布鞋。在老母的心目中，她的儿子还没有离开她，随时都会回来穿她做的鞋子。你们，如果有良心的话，你们说这个戏感不感动?该不该排?常见被自己说感动了，他说话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最后竟唏嘘一片。有人跟着他哭泣说，团长，这个故事挺感人的，但是它是真的吗?我们很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鸣鸣，我们很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呜鸣.....哭泣的人名叫李黑，他是剧团的演员，曾经演过好几个戏的主角。他抹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后，把一叠发票摔在常见的面前说，可是我的妻子现在也住在医院里，因为没钱交药费，医院快停她的药了。这些都是团里几年来欠我工资的欠条和差旅费的发票，我希望你能救我妻子一命。要说感动，我就常常被自己感动。我曾经利用夜晚去蹬三轮车，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城市不允许三轮车拉客，除非是残疾人。我没有营业执照，只能靠夜间出去拉客，换几个小钱。尽管这样我还是常常有被抓的危险，有好几次，我一边拉着客人走一边在车上睡觉，险些撞到了汽车的轮子下。好歹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容易吗我?
有人开始吹口哨，口哨里夹杂着零星的笑。有人说你这点困难不算什么困难，和牛高的事迹比起来根本不算一回事。人家牛高是为大家，而你只是为你自己。李黑转身揪住说话的人，把他的拳头一点一点地举起来。他的拳头愤怒着慢慢地变大，慢慢地举高，当举到最高的时候，他的拳头突然变得疲软了，从他的肩头滑落下来，像-只受伤的鸟那样滑落下来。他蹲到地上，双手抱着他的脸哭。他说，不是我不想打你，只是不敢打你，打你之后我没有钱替你付医药费。一.个人没钱真的窝囊，连真理都不能维护，连尊严都不能维护，连伤害你的人你都不敢打，难道牛高的生命是生命，我妻子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李黑哭着，用他的手抹着眼泪走出了办公室。
常见面对着二十几只手，也就是二十几沓发票，说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没看新闻，说有一农民在拆他家老屋墙壁的时候，发现了当年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一张欠条，欠条上签着红军首长的名字。那是一张革命的欠条，红军向这位农民的祖父借了三头猪，并承诺革命胜利后定还他们六头猪。经上级有关部门鉴定，这张欠条属实，于是县政府给这位农民送去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兑现了几十年前的一个承诺。共产党讲话最算话，正如有一首歌里唱的:最爱说的话永远是中国话，字正腔圆落地有声说话最算话。常见竟然唱了起来，他继续唱道，难道你们还怕被谁骗了不成?钱终究会给你们的，不是不给，只是得再等一些日子，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一年。没有我们的剧本就没有这五十万元，在别人那里是物质决定精神，而在我们这里是精神决定物质，只要我们编出了好戏我们就会有大把大把的钱。让我们发扬一点牛高同志的精神，请你们再给我一点点时间，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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