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2534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6 分钟。
(本文为林屋公子《周朝八百年》系列036)
前文我们提到,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关于纣王的罪状,基本奠定了《封神演义》中纣王故事的基础。但《帝王世纪》中的史料,距离商周之际已经一千余年,并不是一手记录,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传说的整合。顾颉刚先生即认为:“他(皇甫谧)是造伪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旧说,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综合而成为一整篇的纣的罪状书。”至于纣王罪状的来源,顾老一一列举清楚了出处,这就是有名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
在这篇名作里,顾老以其经典的“古史层累说”的理论,检讨了商纣王罪状的形成情况。所谓“古史层累说”,是源于顾老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其中就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说西周文献最古的人物是禹,春秋有了尧舜,战国有了五帝,秦有了三皇,汉以后有了盘古;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论语》是圣君,在《尧典》里是圣人,在《孟子》就是孝子了;三是“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历史,但可以知道历史在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以及之后的变化。
对于这个“古史层累说”理论,从民国开始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比如张荫麟先生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无限默证法”,认为没有早出记载就认为是后起说法不成立,但后来他自己著作《中国史纲》时,居然以商代为开端书写中国历史,立场如何不言自明;还有就是钱穆先生主张的“古史脱落说”,他认为古史确实存在层累,但同时也存在脱落,所以完全有可能早期资料没有记录,而被晚出资料记载下来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不能说晚出文献不可靠。
从宏观理论上看,钱老的观点当然是对的,但在实践认识上则难以操作:因为具体到某一个案例时,既然早出文献没有记载,又怎么知道晚出资料记载可靠呢?实际上,“古史层累说”不但不是最大胆的估计,反而是最保守的猜测。“古史层累说”涉及的也不是历史本体,而是历史认识;如果未来有更早的相关记载出土,完全可以修正之前的结论,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正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具体到商纣王这个案例时,顾老找出了最可靠的西周文献——今文《尚书》,在里面找到了商末周初周人给商纣王安插的几条罪名:“酗酒”(最大的一条)、“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认为这几大罪状不过是新朝国君对旧朝国君一种正常斥责,商纣王不过是个昏君,而并非是个暴君。《帝王世纪》《封神演义》那些奇奇怪怪的暴政,在周代早期文献中完全没有体现。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周灭亡后,学问从天子流传到了诸侯,在春秋无义战的社会背景以及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下,不少诸侯史官有了“以史为鉴”的意识,于是商纣作为前朝亡国之君,就被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不断论述。这就好比后世说到风流才子就是唐伯虎,说到江南美食就是乾隆等等,说到名人名言就是鲁迅,把许多与他们性质类似但其实不同的事件,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这就是胡适先生所谓的“箭垛式人物”。
孔子弟子子贡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很精辟地总结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后来战国时期官学到了私学,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庄子就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证明“誉尧非桀”是当时赞毁的两个极端。荀子也说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当然,从当时文献记录来看,商纣的罪恶远比夏桀多,在《帝王世纪》中也有总结。
具体来说,在《论语》里,最早提到商纣时有三位仁者,但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谏死,这是后人对被纣王迫害的臣民最早点名道姓,至于子贡当时听到的还有哪些,目前都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到了战国时期,关于纣王罪名是井喷式发展的。如在《天问》里,就有淹杀忠臣比干、滥赏奸佞雷开的记载。雷开这个人仅在此提到,而在《封神演义》里也成了一名殷商武将,与殷破败一起捕获过逃跑的纣王二子殷郊、殷洪;《战国策》里说将鄂侯做成肉脯。
在喜欢用寓言的《吕氏春秋》里,关于此类记载是最多最详细的。比如《吕氏春秋》就提到酒池肉圃、杀鬼侯女并将鬼侯做成肉脯、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将梅伯剁成肉酱送给周文王、修建璇宫和倾宫、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杀比干看他的心脏、任用奸臣恶来,等等。注意,关于比干的死,在《论语》只说是谏死,而在《天问》里又说淹杀、现在《吕氏春秋》则说杀死察看心脏。这样矛盾的记载,明显反映这些记录不可能都是真相。
类似的还有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在西汉《淮南子》里说是一个才士,而在北朝《水经注》里说是一个老者;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剖开比干妻的肚子;将梅伯剁成肉泥送给周文王,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将伯邑考剁成肉泥;不过,这里顾老的材料可能需要修正,因为据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怀王墓出土的汉简《六韬》中,就有了周文王吃伯邑考肉的传说。当然在《史记》里,都没有说明伯邑考的死因。
而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里,又有了使用象牙筷子、设置炮烙之刑、作靡靡之音、长夜之饮失去历法等记载。到西汉中期的《史记》里,又有了加重赋税充实鹿台、收集奇珍修建苑台、罢黜贤臣商容、使男女裸奔于酒池肉林等说法,而且把过去很多史料整合进《殷本纪》里。西汉后期的《列女传》,最大的贡献是强化了妲己的作用。所以到西晋的《帝王世纪》里,皇甫谧一方面对上述史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搜集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此,纣王的一部完整的罪状书,正式确定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载大多来源于战国西汉,虽然对于魏晋来说时间向前推移了,但仍然不能代表商末周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尚书》中周人对纣王的指控里,我们又能读出一些什么细节来呢?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同舟共进》《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商纣王并没有后世传说那么坏 周初指控他最大的罪名居然只是酗酒”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