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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家常采用一种直观外推的思维方式据说孔子东游齐国途中，看见两个孩子在那里争论不休。一个孩子说：太阳从东方出来时离人近，因为初升的太阳大得像车上的伞，到中午，却只有碟子那么小。难道不是因为远显得小，近处显得大吗？另一个分辩说：“不对！早晨天气寒冷，到中午却热开了锅，这难道不是太阳在中午近了才觉得热，远了感觉到凉吗？”孔子听了两个小孩的话，无法判断哪个正确，这是为什么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第一个小孩把太阳看作圆盘，得到早上近中午远的结论。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看法尽管不同，但思想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直观外推！
也就是说用直观能理解的东西来推理自然界其它现象。它是中国古代科学家搞理论的模式。更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家，儒家的集大成者孔夫子居然难于判断谁是谁非，他觉得两个孩子说得都有理，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和这两个孩子完全一样！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家所遵循的理论规范和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刻关系。
用个人的经验合理外推，是儒家认识世界的模式。把家庭结构外推到国家，把父子关系外推到君臣，这种模式也深入到中国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之中。它的好处在于，中国科学理论具有相当的无神论色彩，使得经验论和唯物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中国科学理论的发展。这样，在西欧神学自然观占主导地位时，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就能大发光彩了，出现很多天才的猜想……但是，这种思维模式也给自然科学理论带来了直观和思辨的特点，特别是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使科学理论趋于保守和缺乏清晰性。无论是董仲舒、朱熹，还是王充、沈括，他们大多以人的行为和感受外推而解释自然现象。
这就出现了一种极为奇特的现象，在那些用日常经验和直观外推能解释的科学领域，古代中国科学理论都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对流星、陨石、化石、虹的解释等。而一旦越出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领域，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就显得含混不清……甚至堕入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朱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朱熹对化石成因有正确解释……又用鞭炮来解释雷鸣，用下雨使日光散射来解释虹，用“星有堕地，其光烛天，而散者变为石”来解释陨石。在当时能有这种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用鞭炮直观外推就能解释雷鸣，毕竟不是任何自然现象都是这样的。
特别是对于天体运动和化学变化。中国科学家又怎样解释火药具有爆炸的性能呢？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曾写道：“凡火药以消石（硝石），硫磺为主，草木灰为辅。消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种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这就引起了爆炸。总之，这是至阴的硝和至阳的硫相遇的结果。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旦越出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范围，中国科学家往往就把理论搞得模模糊糊。他们常常借助于直观抽象出来的模糊概念来思辨地解释。人们可以从阴阳这一对概念中找到对任何现象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在阴阳观念浓厚的人的头脑中，这种解释已令人满意，进一步探索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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