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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翻阅商朝600多年的历史，还是被有关“人牲”的一连串数字震撼到了。甲骨卜辞中记载的殷商时期杀人祭祀所用的人牲至少有14197人。仅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时的273年间,所用人牲就多达13050人。在这个时期又以武丁“盛世”最巨。据统计,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中有1000多条关于人祭的占卜,用人牲数达9021人之多, 一次用上百个仆役和羌奴作人祭的在卜辞中非常多见，其中最多的一次用了500人，另有531条相关卜辞未记人数。也就是说，武丁朝在杀奴祭祀方面,是其他各朝远不能相比的。
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为民求雨祭祀桑林时为什么自做人牲？被后世称之为“纣”的商朝末代君王帝辛祭祀所用人牲为什么最多只有百人？武丁王朝所用人牲最多的史实和他享有的“殷之大仁”、“中兴之王”的美誉是否相悖？带着这些困惑和疑问，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一起去探寻、推理、发现其中的原由。
原因之一：习俗使然。人牲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崇拜。当时的人们崇尚天命，迷信鬼神，认为“万物有灵”，于是采取用血浇灌的办法来感谢地母，祈求丰年。到了殷商时代，人牲作为一种制度流行广泛，祭祀占卜非常盛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特别是商王室和奴隶主阶级，几乎所有大事都要反复占卜、祈问鬼神。而每次占卜都要进行祭祀，每次祭祀都用人牲，且事情越重要，祭祀的规模就越大；祭祀的规模越大，所用的人牲就越多。
原因之二：扩张使然。商朝是我国奴隶制度发达的鼎盛时期，而武丁朝又是商代的极盛王朝。为开疆拓土，武丁对周边的鬼方、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等方国部族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且战争之多、征战之频、战事之长、规模之大均属史上罕见。据卜辞统计，仅商伐苦方就有26次之多。《易卦爻辞》上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就战争规模而言，则“一次可征集3000人或5000人以至上万人，一次杀伐敌人竟达2656人。”王后妇好作为扩大疆域的头号功臣，就曾打败了20多个方国。在那个祭祀占卜盛行的时代，每战必祭祀、必占卜，而且是反复占卜；战要祈胜，胜要常胜，胜还要谢恩；败要再战，战则必祭祀、必占卜，如此循环往复，所用人牲岂能不多。
原因之三：礼制使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商代，人们相信万物有灵、鬼魂不死，为了祈求神灵消灾赐福，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崇敬尊重，他们祭祀占卜频繁，名目众多，而且均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事。他们经常杀死战俘和奴隶来祭奠鬼神，认为以人肉为盛馔供奉神灵先祖，才能表达出最大的敬意，而且人牲越多，心意越诚，所以才会尽其所能，多用人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丁时期，祭祀成为整个国家大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祭制度则是商代礼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并已成为当时许多政治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只有多用牺牲，才与礼制相符，才能与惶惶盛世相匹配，以至用作牺牲的奴隶数目多到“无法计算”。
原因之四：斗争使然。这里的斗争主要包括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就是与各方国的斗争，对内就是与奴隶阶级的斗争。比如，武丁朝伐鬼方, 整整打了三年；而对羌方的征伐掠夺，则更为惨烈，最多一次出兵竟多达13000人。在长期而又大规模的拉锯战中，激起的国恨家仇是何等的浓烈，而作为战胜方的商王朝，为彰显国威、报仇雪恨，则更为残酷地对待战俘，于是羌人俘虏便被作为人祭、人殉的首选，所以在殷商祭祀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羌人俘虏作为牺牲被杀的遗迹。在武丁盛世，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贡赋，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奴隶阶级被迫群起反抗。甲骨卜辞中，记载各种奴隶逃亡非常之多，就连王室的奴隶也成批地逃走。能文能武的妇好除了带兵征战、治理封地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抓捕逃跑的奴隶。而被抓回来的奴隶大多难逃人祭、人殉的厄运。
原因之五:生产力使然。武丁王朝时期，生产力水平依然十分低下，人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加之战事频繁，劳动力不断被补作兵源，更造成田园荒芜，收成减少，加上奴隶主阶级生活奢侈，导致征战所用的粮草和奴隶平民的生活尚且无以为继，大批战俘的吃饭问题当然不好解决，于是除了极少部分被补作兵源或变成奴隶之外，大部分则会被杀死用作人牲。而到了商朝末期，奴隶主阶级对人的价值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逐渐将更多的战俘特别是男性青壮年变为了奴隶。所以，人牲的数量大幅减少，且作为人牲的多为成年女性、少年和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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