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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主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北京市优秀教师 罗道全
摘要：政党自信是政党对自身力量的确信，是政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来源于人民群众对党的强大向心力，来源于党的强大组织力，来源于党持续的制度创新力。阐释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原因，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党自信；原因；探析
政党自信是政党对自身力量的确信，是政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中国共产党自信的底气何在，这是一个亟待深入阐释的问题，阐释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原因，对于正确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中国共产党从刚成立时的58个党员,发展到成为现在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是因为得到了人们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人民群众的拥护是中国共产党自信的源泉。
中共党员人数的变化就是一个明证。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8人，到1925年，四大召开时有党员994人，到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短短6年时间党员就发展到57967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员锐减到只有1万人，到1928年六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又迅速发展到4万人，到1934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达到30余万人；由于左倾错误，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到1937年长征结束时，党员仅剩4万余人，而到了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由于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党员快速发展到80余万人，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发展到121万人，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发展到448万人。
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央红军在长汀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就属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松毛岭保卫战最为激烈。装备与兵力跟敌军极其悬殊的红军能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凭的是自身的英勇和顽强，靠的是老乡的支持。中复村和邻近的各村群众都主动参战，赤卫队员配合作战，少先队、妇女队也担当后勤送饭送水，各村所有人家的门板也都卸下来充作担架救护伤员，“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
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来自于“沂蒙红嫂”群体的出现。在战争年代，沂蒙山区有一个伟大的母性群体，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血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她们就是“沂蒙红嫂”。战争年代的沂蒙山区只有400多万人，却有120万人拥军支前、20万人参军参战、10万沂蒙儿女血洒疆场、成千上万人成为拥军“红嫂”。 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军队有80万人，解放军有60万，而当时支援前线的民工数量高达543万人，远远超过了参战的军队的兵力数量。陈毅元帅曾高度评价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1949年5月25日-27日，解放军入城露宿三天，成为上海城市的集体记忆。上海解放过程中，当激战的枪声渐次平息，上海市民推门出户，看到就在自己住处的附近，成排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露宿街头，而没有去民宅市里去打搅市民。胜利之师在雨夜露宿街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见者无不为之动容。一位曾经留学西洋、最初对共产党了解不多、冷眼看待国共相争的医学专家更是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国民党回不来了”……
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在他去世多年后，人们仍常常自发去敬献花圈、贡品，甚至留下“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传统民俗，表达对他为东山人民造福一方的谢意。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一的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3天后的11日，当周总理的灵车经长安街驶往八宝山时，首都百万群众自发伫立街旁，目送总理离去，这是世界最大的、自发参与人数最多的悼念活动。“十里长街送总理”是中国共产党深受人民爱戴的生动写照。
二、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来源于其超强的社会组织力和动员力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到八国联军，中国屡战屡败。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体制问题。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曾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屡败之源。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以来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中华民族已大大落伍。封建王朝统治者是以姓氏和血缘为核心的，他们只对家族、姓氏负责，而不对民族负责，历代王朝的更迭其实就是姓氏的更迭。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要求百姓与统治者万众一心。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登陆后，像三元里那样的的抗击斗争未能成为普遍现象，很多民众倒是主动向英军出售粮食、牲畜、蔬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附近的老百姓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一些百姓不仅不帮清军抗击，相反却推车帮助侵略军运送物资给养；联军攀墙围攻故宫时，居然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1]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人们谴责日本侵略者凶恶成性，但很少有人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用1.9万兵力在19万东北军面前动武，1937年时华北有宋哲元29军的10余万人马，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却只有区区8400人。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敢于一再冒险，无非是看透了中国社会涣散、一盘散沙的状况。（是否可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试图变革者比比皆是，曾国藩、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没有一个不想变革，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基本上都是试图依靠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从来不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不断地摸索中探索出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革命虽历经艰辛，但最终取得胜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城市发动工人运动，在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系统讲授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口号。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最大程度的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最大的根源，就是发动民众，取得民众的支持。毛泽东强调，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不再把民众作为包袱、改造的对象，而作为动力推动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中国的国情是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是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决胜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最绝望时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大无畏的民族担当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从华北到华南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诸多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时，日本侵略军总共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地区，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靠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把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组织、动员起来，一举打败了强大的法西斯日本，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败再败的精神颓势，洗雪了民族耻辱，唤起了民族觉醒，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自信的最强大资本。
在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农村村级组织建立党支部，在城市的机关、企事业建立党组织，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真正实现了对全国所有区域的有效管理，用人民战争来对付建国初期流窜在各地的土匪，消灭了历朝历代都根除不了的匪患；动员全国力量治理黄河、淮河、海河，根治了历朝历代都根治不了的水患；举全国之力开展石油大会战，一举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举全国之力投入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98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救灾和灾后重建，迅速恢复了灾区生产生活秩序，很快完成了灾后重建，还有举全国之力的精准扶贫工作，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体现中国共产党超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已成为中国的巨大优势。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来源于卓越的执政成就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了，已经成为令全体中华儿女自豪的世界强国。新中国1949年成立时，工业基础几乎为零，有的只是洋油、洋火、洋钉、洋灰。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铁里程世界第一；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有近四分之一的贸易额在中国产生。全球吞吐量排名前十的超级大港，中国包揽了七席；1949年全国国民80%是文盲，而现在全国普及了高中教育；1949年，全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了2016年，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5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中外对比，能更形象地佐证中共共产党的执政成就之伟大。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16，是日本的1/6，但是到了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了美国的67%，是日本2.29倍。当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10万亿美元的就两个，美国17万亿，中国10.5万亿；当今世界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的只有两个，美国5900亿，中国1500亿；当今世界卫星数量超过140颗的只有两个，美国530颗，数量开始不断减少；中国170颗，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有非常多的可比性。二者都是文明古国，以前的基础也差不多，同属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到现今印度仍有48%的人口没有厕所，2亿多人没有用上电。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只有中国的60%，蔬菜水果产量只有中国的1/3。中国农业总体机械化率2014年是60%。相比之下，印度农业总体机械化率则远低于50%。印度的钢铁和水泥产量目前都只有中国的1/9。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7个，而印度没有一个港口能够进入全球前30名。2016年印度的GDP总量是2.26万亿美元，中国是11.2万亿美元，为印度的5倍。中印发展现状的对比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国防实力大大提升。“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抗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打出了国家的尊严，打出了国威军威。“东风”导弹、“长征”火箭、北斗导航系统、航空母舰、歼20隐身战机等大国重器的问世，极大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使得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已达86个；“一带一路”构想得到国际社会大力响应，构想提出5年来，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吸引了来自世界上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代表参加，是出席人数最多的首次全球政党领导人对话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和的强大号召力。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不仅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同时也赢得了西方世界不得不给出的赞誉。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而这些同时又在启发着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壮大自我。2004年美国的雷默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不同甚至优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意义。显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大的认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来源于不断的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造性地探索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制度，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我党树立制度自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素材。在我党创建的诸多制度中，笔者认为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当属“支部建在连上”制度，统一战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
首先，“支部建在连上”制度，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成功解决了军队和政权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制度创新。古今中外，军队干政、乱政现象比比皆是。君不见，从中国古代唐朝的藩镇割据断送了大唐盛世，到近代中国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导致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江西永新三湾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平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民国时期的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队中，官兵不平等，士兵与军官之间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士兵是军官的附庸，士兵眼里只有长官没有国家民族，一些军官把士兵视作争权夺利的私器，兵匪一家、打家劫舍、抢夺民财、挖坟盗墓无恶不作，抗战时期，许多国民党部队在军官的带领下成建制哗变。反观“三湾改编”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连有支部，班有党小组，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得红军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溃散，党指挥枪铸就了人民军队之魂，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命力，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军官投敌叛变，但成建制的叛变从未发生，“党指挥枪”的原则居功至伟。所以，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被誉为“人民的子弟兵”、“最可爱的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真正成了国家的钢铁长城。
其次，统一战线制度。解决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历来事关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土地革命后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没有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主动抛弃与国民党的前嫌，联合国际国内进步势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抗日力量，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致公、台盟等民主党派携手合作，在国统区成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集团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在解放战争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参与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工作，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愈加重视统战工作，2015年出台了我党历史首部关于统一战线的法规——《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目前，我国各级党委统战部长都是党委常委，足见对统战工作的重视。
其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我们党经过90多年的奋斗，成功探索出符合人民利益代表的制度安排和有效路径。利益代表必然要求建构相应的政治整合机制，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人民利益代表的有效政治机制和制度安排。民主是利益代表和利益整合的现代机制。利益的代表有不同路径，民主也有不同形式。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建构社会主义的利益整合的政治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和整合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反映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的利益和意志，能够协调和整合各方面的特殊利益和意志。作为一种利益表达平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可以通过人大代表得到充分反映和表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安排将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落到实处，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最后，协商民主制度。2014年9月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九大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作为一种与西方选举民主并立的重要民主形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制度自信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一“独特的、独有的和独到的”民主为党的自信提供了创新性的制度支撑，特别是《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确保各类协商能够做牢做实，为党的制度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2、傅奕群：《认同与参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研究》，载《北京党史》，2016年底11期。
3、朱晓梅，任天华：《论沂蒙“红嫂精神”的文化渊源》，载《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第4期。
4、胡明：《传承好淮海战役的红色基因》，载《群众》，2018年第7期。
5、严复：《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载《严复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雷建锋、范尧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中印关系》，载《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 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来源：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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