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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士、农、工、商之分，商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往往被人瞧不起。唐朝诗人李益的《江南曲》就很好地反映出当时这一社会现实。诗中写道：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一个“误”字，从中不难读出该女子“嫁错郎”的悔恨，以及对商人的鄙视。而白居易《琵琶行》里的琵琶女更直白反映出当时商人社会地位的低贱。琵琶女早期走红时，不把商人放在眼里，只等到自己年老色衰无人问津时才“老大嫁作商人妇”，而且从中我们不难读出琵琶女还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人地位之低下，连一个低贱的歌女都不情愿嫁给他。
不仅仅在唐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地位就不高，商人就被视作“贱业”。比如被称为商人祖师爷的范蠡，曾经帮助越王勾践一洗雪耻，打败吴王夫差，称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因为其功成名就后隐退经商，历史功绩几乎被正史所忽略。再比如吕不韦，虽然富可敌国，却仍然要通过投资秦质子嬴异人才能进入士族圈子。
到了秦汉有明确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纵使你富可敌国，只要你是商人，只能穿布衣。唐朝更是明确了“商人不可做官” 等等。
那么，在我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商人是“ 财富的宠儿，地位的弃儿”这一现象呢？笑谈文史生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三个人有很大关系。
管仲：“利出一孔”理论让商人成为历届统治者戒备和歧视的对象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这个人十分有本事，辅佐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认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万乘之国出现万金的商人，一个千乘之国出现了千金的商人，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家的财富流落到个人手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有，国君就没有办法用利禄驱使他们。如果太贫穷了，刑罚也威慑不住他们。那样，天下将会大乱。于是，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下所有的利益都有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国君赐予。正是基于这种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理念，商人在春秋时期就开始被打压。也正是这一理论的影响，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认为他们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历朝历代都成为统治者打压的对象。
商鞅：“重农抑商”政策让商人成为历届统治者打压的对象
商鞅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改革家，他得到秦孝公支持，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秦国正是凭借着商鞅变法，最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商鞅变法重要的一条就是“重农抑商”。 商鞅变法有关重农抑商政策有这样的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
商鞅之所以重视农业打压商业，与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是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要求有固定的人依附于土地。农民便是依附于土地的群体，他们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义务，而其中任何一项都要求人员有相对固定的住所以及较为顺良的性格。人员固定使得税收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而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其天然的流动性必然不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再加上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和冒险精神都使这个群体难以忍受统治阶级的盘剥。还有就是商业活动的风险性和收益性会吸引一部分农民舍本求末，这些都会削弱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正是基于此，封建王朝极为重视农业，历朝历代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孔子：商人逐利有违儒家“重义轻利”思想，被后世看不起
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儒家学说，后来演变我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治国理政理念。儒家思想里面，最为关键的思想就是重义轻利。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大意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的本能，本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要遵从道义，必须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不然就是不义之财。而往往商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把利益看得无比重要，是第一位的，这正好与儒家思想冲突，也就被儒家学者看不起。而儒家学者往往会通过科举入仕，而在中国是权力至上，所以商人被看轻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结。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之所被称为“ 财富的宠儿，地位的弃儿”，虽然原因不都在于管仲、商鞅和孔子三人，但与这三人脱不了关系，他们是商人地位低下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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