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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的亡国理论建立在民心学说和五德运行学说之上，为魏晋南北朝的亡国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的亡国思潮充斥于各个皇朝更代之际，主要表现为社会普遍认为当朝即将灭亡，不可避免。亡国思潮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君主屠杀臣子的事件明显增多；野心家们也积极组织改朝换代的活动；官员为躲避君主的猜忌之祸被迫采取了一些非正常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生活
先秦两汉亡国理论的发展
夏商两朝灭亡之后，周朝的创建者已开始从理论上认真研讨其亡国的根源，形成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朝统治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理念。西周这一整套注重人事的立国理论，实际上也是殷商的亡国理论。这种理论虽然还存在神性的成分，但对民意的作用已有了充分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不仅提出了各自的治国理论，而且也对以往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的解释。这是因为亡国现象已相当频繁，在世人眼中，亡国已成为必然，即如《吕氏春秋·安死》中所说：“自古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在亡国论方面，儒家的成就最大，他们把实行仁政与暴政当作兴国或亡国的根本。不过，儒家同时也提出了具有神秘思想的兴亡征兆理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法家也不甘落后，其集大成者韩非专门撰写《亡征》篇，以论亡国之兆。当然，韩非的目的，是为君主灭亡他国、统一天下做理论准备，希望君主一旦发现他国具有亡国征兆，就立刻像风摧朽木、雨打隙墙一样，攻击这些国家，如此一来，“其兼天下不难矣”。因此，韩非的亡国理论，只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现象而言，而非改朝换代的理论，无法与儒家亡国理论相提并论。
秦朝灭亡六国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形象，与秦始皇死亡后其强大帝国迅速灭亡的悲剧，让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深刻感受到人民力量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研讨秦亡原因的热潮，从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儒家化的亡国理论。他们得出了秦亡之根在于仁义不施的观点。这种观点突出体现在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陆贾等人形成的以人事为主的皇朝兴亡理论之中。史载陆贾与刘邦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秦朝灭亡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赏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可见当时汉初君臣，都信服秦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不行仁义和不法先圣。当然，在《新语》中，陆贾还强调了用人的重要性：“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陆贾只是细化了国家灭亡的具体原因。这并非与秦不法先圣、仁义不施的灭亡原因相悖。因为信谗佞之计的本质在于不法先圣和不施仁义。
贾谊
其后，汉文帝时代的贾谊，撰写了著名的《过秦论》，对秦的灭亡也进行了理论化的总结。他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亡国具有必然性，亡国的根因在于仁义不施。
董仲舒也总结了历史上的亡国原因。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
五德示意图
为什么会产生“无道”现象呢？显然，这还需要更深刻的理论解释方可。由此神秘的五德学说便有了市场。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邹衍所建立的一套朝代循环理论。这种理论把五行说与政权更代结合起来。五行的记载，始于《尚书·洪范》。其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有相生相克两种演化进程。
夏商周与秦汉帝国的建立，依靠的都是革命的手段。因此，相克说当然成了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学说。在王莽篡汉之时，说又大行其道。因为说是和平的最佳理论工具。而“王莽是舜后，汉高祖应是尧后，王莽受汉之禅，正像舜受尧禅一样”。舜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是土德，而尧是火德。从五德相生说，火生土。故王莽当然是土德，汉就是火德了。这是对汉以土克水为土德之后又为王莽所改之德。
王莽篡汉
因此，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亡国理论，也就是易姓革命思想和理论的“定型时期”，“其后的易姓革命只是或直接引用该理论或稍加以修订援用之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亡国思潮，正是在两汉亡国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东汉末年的亡国思潮，在黄巾起义后开始高涨。在黄巾起义之前，其领导人张角已秘密进行了十多年汉朝即将亡国的舆论宣传活动，其宣传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如果与秦朝末年的形势作一比较，可以看出，黄巾的起义，与秦朝末年的形势完全不同。秦朝末年，可能除了原秦人之外的天下之人，多已对秦产生了极度的仇恨心理。而黄巾起义，虽然许多小民仇视汉朝的官吏，但是，汉朝前期出现过多位贤明的皇帝，重视人民的利益。因此，天下不少人对于汉朝贤明皇帝的感情依然存在，尤其是社会精英中的部分士人，对汉朝感情甚为深厚。
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失败说明，自下而上进行改朝换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取得成功。可见，张角宣传的“苍天已死”的亡汉口号，虽然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却并没有得到众多士人的支持。因此，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尽管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但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响应。
但是，黄巾起义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中早已经存在着否定汉朝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暗流，预示着汉朝正统地位正在逐步衰退，这股暗流为后来的代汉者奠定了社会基础。
黄巾军首领张角的形象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却造成了东汉的名存实亡、天下诸侯并立的政治格局。这些诸侯，多有代汉称帝的企图，其中，袁术率先在淮南称帝，开辟了东汉官员向汉朝皇帝公开挑战其权力的先河。表明代汉思潮开始风起云涌。
这时的代汉思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皇帝昏庸无德，任用宦官外戚，惩治代表社会人民利益的士人和正直的官员，失去了民心。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郭太哭之于野，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可知，在时人看来，亡国的重要征兆，在于社会正直人才的覆灭。
东汉疆域
第二，五德盛衰的理论，在东汉末年又开始盛行。《后汉书·献帝纪》说：“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汉自和帝以后，政教陵迟，故言天厌汉德久矣。祸之来也，非独山阳公之过，其何所诛责乎？”由此可知，汉朝的灭亡，在人们看来，天意的成分依然很重。曹丕代汉建魏所用年号黄初，正是土德代替火德的体现，而孙权称帝所用黄武的年号，同样如此。
第三，从谶纬处寻找出代汉的证据。通过谶纬来确立其合法性，成为东汉建立以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曹魏的代汉，就利用了“当涂高者，魏也”的谶语。其后，司马氏代魏之时，也以此谶语，表明大晋是以晋承汉，把曹魏剔除到代汉的皇朝之外，表达了“鄙视曹魏、尊崇汉朝、远绍周朝的态度”。
影视剧中的曹丕称帝
第四，从血缘上寻找代汉的根据。如曹魏代汉，还要证明一个血缘关系的问题。通过“寻根”，曹者们终于得出曹操家族源于颛顼的结论，从而论证了曹魏代汉的血缘高贵性。而刘备以皇族为兴复汉室的资本，也是把血缘当成抗击曹魏代汉的利器。
在汉朝即将灭亡之时，“革命论”的思潮也应时而起。并一直延续到整个魏晋南北朝。本来，儒家的革命观，源于《易·革》的《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种革命的内涵，是推翻暴君的政权的正义行动。但是，魏晋的革命论，却“抽去了革命的抗暴内核，将之等同于王朝的禅代”。
影视剧中的曹魏政权
魏晋的亡国思潮
曹魏集团代汉成功之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即，曹魏代汉，却没能代汉统治汉朝所拥有的全国州郡的人民。亦即当时还存在着蜀汉、孙吴两个皇朝。因此，哪个国家是真正的天下之主？便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重点。因为蜀汉与孙吴的弱小，在蜀汉、孙吴国内，很快就产生了亡国思潮，而在曹魏内部，因司马氏权力的高涨，亡国思潮也很快兴起。
在蜀汉建立之初，内部已孕育出亡国思潮的两个源流；一是张裕等人造谣生事，妄说蜀汉亡国有期。张祫为刘备所屠杀，但蜀汉亡国论并没有因此而绝；二是刘备自我表现出来的亡国思想。荆州之失和夷陵惨败后，刘备对兴复汉室开始失望，表现为临终之时想把大半生奔波而建立的国家拱手相让给诸葛亮，这对一个以兴复汉室为理想的枭雄来说，是十分荒谬的，也是极其残酷的，但也正说明了其理想破灭后的失望心理。
影视剧中的刘备托孤
刘备的这种心理，也给诸葛亮以极大的负面影响，诸葛亮对兴汉的失望，首先源于隆中之策受到破坏。刘备托孤是一把双刃剑，对诸葛亮的高大人格实践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对其事业，却是极大的打击。刘禅的无能和北伐的失败，让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兴汉已是绝望。
蜀汉后期，以上两种亡国思想开始合流。谯周等人为此大造声势，终于把潜在蜀汉国内数十年的亡国思想汇流，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这股强大的思潮促使了蜀国在大敌到来之时，投降措施轻易出台，最后使得魏国轻易灭掉蜀汉。
孙权称帝
孙吴的立国，与魏蜀不同。孙权的政治目标远魏蜀旗帜鲜明，孙权先称吴王，向魏称臣，然后才在蜀汉许诺保证不攻击其既得荆州的情况下，与魏决裂，方才称帝。孙吴并无统一中国的雄心，因此，它的持续时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及孙皓继位，实行暴政，亡国思潮盛行于吴国之境。这时候的亡国思潮，明显表现为谶谣的形式。东吴集团的大臣，已感觉到了亡国的危险，正如丞相张悌所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
曹魏的亡国思潮，是与西晋的代魏同为一体。西晋代魏，和曹魏代汉有类似之处，就是也在未能统一全国之时，急忙改朝换代。司马氏的代魏，不仅有国家中枢大权变更的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曹魏代汉树立了真实的禅代样板。
影视剧中的曹魏政权
禅代的史实，在三代以前，只是传说，而曹魏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禅代。三国鼎立，不过数十年，三个国家都是短命的皇朝。可知非统一的政府，不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问题在于，西晋统一了中国，统一的政府难道就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吗？
西晋末年，亡国思潮已开始在社会上下蔓延。在亡国即将来临时，社会上不同之人出现了不同的行为：一是积极策动，促使其灭亡。如王弥，“好乱乐祸”，开始起兵，并联合胡人，攻打晋朝地方政府。二是积极挑战西晋的合法性，如王浚，开始谋划称帝。三是到边州任职，谋划偏霸一方，如张骏等。四是发动叛乱，希望夺取政权，如陈敏、石冰等。五是一些士人，开始与胡人合作，以谋求富贵，如王猛等。六是避乱隐居。而西晋中原地区人民，也开始大规模地迁移，以躲避战乱。
东晋
东晋建立之后，在国家内部，亡国思潮一直潜存不衰。东晋政府并没有认真总结西晋灭亡的教训，也没有认真总结的机会。东晋建立之初，皇帝就面临着内外重重的压力，君权不振。当明帝在位时，王敦发动叛乱，直接威胁到东晋的存亡。其后，又有桓温等人，意图代晋，都说明晋的合法性受到社会严重的质疑。
后来，五斗米道信奉者孙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于是扇动百姓，私结徒党，此后导致孙恩之乱。晋孝武帝末年看到长星出现，“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及傅亮根据刘裕的指示，让晋恭帝抄写拟好的禅让诏书时，晋恭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
刘裕废晋恭帝
南朝的亡国思潮
刘宋代晋是在桓玄代晋失败后的再一次代晋的政治活动，当然，这次更代皇朝的政治活动取得了彻底的成功。不过，历史重复着相似的进程。刘宋末年，社会上下对宋之灭亡，已是心知肚明。这是因为，刘宋皇族也犯了和司马氏一样的错误：皇族自相残杀。皇族自相残杀的结果，是皇族中再没有杰出人物出现，而掌握国家军政大权者必然是异姓人物。与此同时，在皇帝大权之时，社会下层人民的社会负担加重，人心思乱，人心思变。这就为亡国思潮的兴盛奠定了社会基础。
刘宋末年，亡国论开始抬头。《南齐书·刘善明传》载其劝说萧道成称帝之语：“宋氏将亡，愚智所辨。故胡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贻猖蹶。”
南齐地图
宋齐更代，也存在五德转运的评价。《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载《史臣曰》：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可知《南齐书》的著者认为圣人得到天下，具有社会发展必然。同时《南齐书》的著者又指出：宋氏屈起匹夫，兵由义立；咸皆一世推雄，卒开鼎祚。
不过，如果宋氏后代继承者不再具有“义”的行为，上天也不会令其皇朝继续存在下去。因此，萧齐的建立，在于刘宋已失去了天的支持，亡国已成定势。梁朝完全由齐之政府各级官员推翻齐朝而建，并未动摇社会各阶层结构。士风依然承袭西晋，充斥着亡国的征兆。
梁朝生活
《梁书·何敬容传》载何敬容之言说：“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梁武帝后期，侯景攻打建康，史载：城陷，（萧）确排入，启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犹可一战不？”对曰：“不可。臣向者亲格战，势不能禁，自下城，仅得至此。”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似是一种无奈的自解，却也说明亡国论对萧衍影响甚大。史称梁末改朝换代的趋势已经形成：“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由此可知，梁末的亡国思潮，已引起了无数豪强建立新皇朝的雄心。
古时的农民起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的建立者，虽然都明白武装力量在夺取皇权时最为重要，但是，任何新兴皇朝建立之际，都还要比葫芦画瓢，采取前朝的禅代模式，以示应天承运。而且，这一时期的改朝换代，都是前朝的军功大臣所为，因此，革命性的五德相胜说是不能再用了，而和平性的五德相生说却大行其道。
但是，五德终始说毕竟过于神秘，而且在国家命运完全归于上天的旨意，与现实中的政治关系过于疏远，因此，人事决定兴亡则成了社会上下最为信服的因果关系理论。
十六国与北朝的亡国思潮
十六国和北朝政权多由胡人建立，胡人在汉人居住的土地建立他们自己的部落政权，首先便面临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西晋的亡国思潮对胡人的影响甚大。如匈奴人刘宣曾对刘渊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刘宣所说“天厌晋德”，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全信，但是，司马氏父子兄弟互相杀戮，却是实情，可看作晋朝的亡国征兆。
因此，刘渊一旦听说汉人政权发生劣变，他们民族心底的反抗思想便开始起来。问题在于，胡人从前的政权，建立在汉人政权的周边地区，并未在汉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过。而到了西晋末年，他们居然要在汉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
西晋时的外部环境
这对于人数不多的胡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需要他们认真对待。但是，胡人在面对这一挑战之时，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理论上如何论证汉人政权要转入到胡人政权之手，并不是胡人上层社会能够深刻认知的。胡人只知道天厌晋德，却说不出天厌晋德之后为什么应该让他们接手建立政权。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国家的合法问题成为各个国家首要的问题。尽管武力可以解决各民族反抗的问题，但却不能解决各民族的心理问题。石勒建立赵，虽然国名以汉人之赵名之，但是，其政权却无法证明其合法性。刘琨希望石勒能够顺从自己，给其写信拉拢之。石勒回信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石勒虽然反感刘琨，但是，却“遗琨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
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中的匈奴和羯人，对于他们在中原建立的国家，一方面缺少政治经验可以借鉴，另一方面则又对所建国家前途缺乏自信。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五胡在政治运作中就了两个极端的行为：一方面为了有效管理国家，必须向汉人学习；包括任用汉人，采取汉人的制度；另一方面，则又对汉人进行严格的控制，从政治地位上提高其本民族的身份，使本民族人民成为具有特权的阶层。殊不知，特权越多，腐朽越快。
因此，十六国前期胡人所建政权汉国和赵国，很快走向衰亡。由于胡人除了匈奴在大漠南北建立过政权之外，更无建立国家的历史。因此，对于本民族建立国家之后是否会亡国的问题，他们思考的远比汉人要少。他们对国家兴亡的思考，还相当幼稚，不仅没有形成成套的理论，甚至还没有对本民族政权的亡国危险产生警觉时，便掉进了灭亡的陷阱。
苻坚
五胡中氐人的杰出领袖苻坚，对于天下兴亡的认识具有儒家的兴亡观念，他曾对大臣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苻坚具有统一天下之志，只因为未能解决好内部氐人与鲜卑、羌人的矛盾，未能认识到东晋上下团结一心的政治形势，而兵败于。苻坚统一中国梦断之后，北方慕容鲜卑和羌人立即群起而叛乱，前秦很快土崩瓦解。
五胡中的社会上层，饱读汉人诗书者，和汉族有识之士一样，也能认识到了国家兴亡的一般规律。鲜卑人乞伏乾归曾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废兴命也。苟天未亡我，冀兴复有期。德之不建，何为俱死。公等自爱，吾将寄食以终余年。”不过，他还是把国家兴亡归于天命。
话剧作品中的北魏政权
北魏是五胡中最具政治生命力的民族。这源于他们对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全面吸收。北魏建立之后，为了寻找其合法性因素，开始从血缘上论证与汉族的同源性。在论证之时，进行了汉化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向汉人表明，他们是汉人的同族。通过寻根，北魏的统治者解决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难题。
当然，这种解决办法是胡人认宗汉人，而不是说不同民族间可以完美地合作。在鲜卑人汉化之时，他们却遇到了一个与汉人一样的问题，当他们离开大漠之后，北方的柔然人，却又成了汉化鲜卑人的“非我族类”。当然，北魏的汉化举措成就，不可小觑。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正统化政治运作，确立了五德运转的正统地位，使“南朝自诩的正统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北魏汉化
北魏入主中原过程中的汉化，使盛行北方多年亡国思潮逐渐弱化并趋于消解，北方的汉族士人也开始认可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不过，随着北魏统治集团的腐朽，北魏内部的矛盾日益剧烈，当豪酋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北魏开始步入衰亡时期。
随着高欢与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北魏开始走向分裂，亡国思潮也开始盛行起来。东魏孝静帝面对高氏的逼迫，曾忿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
东西魏灭亡后，新建的北齐与北周并未解决皇朝的长期稳固问题，便走向衰亡。北齐北周末年，亡国思潮很快又开始兴盛起来。北齐与北周的灭亡，正是在这种亡国思潮的伴随下，通过血腥的手段，完成了历史向前发展。因此，对于胡人来说，他们从不久前的历史中也得出自古无不亡之国的政治见解，已很了不起了。毕竟，这种政治见解具有不可颠覆的正确性。但是，要让他们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政治难题，却相当困难了。
血腥的王朝更迭
魏晋南北朝亡国思潮兴盛的原因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亡国思潮兴盛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亡国思潮的兴盛，与皇朝的更迭频密切相关。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朝代更代已为世人所知。，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代频度远过周秦两汉，这是形成亡国思潮的重要原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时期处于分裂状态，这就造成了数国林立的局面。在此政治背景下，皇朝频繁，因此，皇朝灭亡也就成为相当频繁的政治现象。在皇朝灭亡的过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汉朝那种长久的强盛与安定，而是短暂的安定，随后便是政治动荡，旧皇朝的灭亡与新皇朝建立。
影视剧中的新皇帝登基
正是有这种相似的历史现象的不断循环，方才使得亡国这一重要的政治现象反复地在人们的心理中摩擦游荡，使得亡国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重要源动力和发动器，并激发了亡国思潮的兴盛。
其次，“立国不正”，是亡国思潮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魏晋南北朝亡国禅代的思潮，与秦汉之际的更代，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汉代秦后，统治者在讨论秦亡的真实原因，着重于秦的仁义不施，而魏晋南北朝的各朝的更代，却只在五德上面做文章，对前代的政治治理，并未作严格的批判。
影视剧中的汉高祖刘邦
这是因为，汉的代秦，使用的是革命的手段，而魏晋南北朝的改朝，使用的却是禅代的手段。因此，不敢对前朝进行政治大批判。因为新的皇帝，是前朝的大臣，如果前朝有政治上的过失，也就意味着，这个新皇帝也应当承担其过失。因此，这一时期的亡国禅代思潮，也只能在神秘的五德和谶纬上做文章，以保证其政权建立的合法性。
禅代的“不正”，引起世人的强烈反感。尧舜禹禅代的传说，是由在位者对天下德才兼备者进行考察并历练后主动的传位制度。而汉魏的禅代，明显是一种血腥的政治。在曹操时期，发生过数次针对曹操的政变。同样，在魏晋初试禅代的时期，这种血腥事件更为严重。西晋元帝曾经听过王导叙述其先人建国的经历，对晋朝的命运能否久远甚为担心。
影视剧中的高平陵之变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宣帝纪》
刘宋建立时，开创了屠杀先朝废帝的先例。结果，这一恶劣的示范，立即为后代的禅代树立了示范。周一良先生说，刘裕屠杀东晋废帝，是不得已的行为，因为要“防止士大夫们拥司马氏复辟”。他拿刘宋建立杀废帝与对魏晋建立不杀废帝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虽然有其道理，但却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隋唐建立后，对北周皇族的屠杀，与刘裕屠杀东晋废帝相比，背景并不相同，却照样也要屠杀。
第三，禅代的血腥，给后人以效仿的示范。禅代的血腥，其实也给了后代一种示范，也就是说，他们也可学习先朝的做法，再次进行皇朝的变动。从汉魏禅代到梁陈禅代，可以看到，总的趋势是，血腥的程度在不断地强化。这是一种示范传染效应。
第四，当朝皇帝的愚化、残化及皇族的弱化。亡国思潮的兴盛，首先在于当朝皇帝的愚化或残化，其次在于皇族的弱化。如刘宋末年，皇帝的愚化以及皇族多数被屠杀，遂使社会产生了“宋氏将亡，愚智所辨”的共识。
第五，新兴势力的崛起与中枢权力的转移。新兴势力的崛起，是亡国思潮与禅代思想兴盛的重要一环。宋末，天下贤愚皆知宋氏将亡，因此，寻找新的天下之主，便成了天下为官者的重要任务。如刘宋明帝常嫌萧道成非人臣相，“而民间流言，云‘萧道成当为天子’，明帝为疑”。刘善明在宋末，当幼主新立、群公秉政之时，独结事萧道成，“委身归诚”。
魏晋南北朝的亡国思潮严重影响到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统治者面对前朝的亡国，不得不思考个中的原因。尽管他们对前朝亡国原因的分析不太深刻，但是，却总归在思考。
魏晋南北朝亡国思潮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亡国思想对当朝皇帝的政治行为影响巨大。魏晋南北朝的亡国，从汉人政权的转手来看，均为社会上层的禅代而非社会下层的革命，因此，忠诚与否的问题，就成了当朝皇帝最为重视的关键。
因为治国思想少了“忠”，而使得当朝皇帝开始担心其政权中的权臣会“有样学样”。从晋武帝正式建国开始，其用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忠”，成了司马氏皇权政治中的两难问题。
晋武帝
弑帝不为忠，故晋武帝不敢明确规定要臣子对其忠，而只好大力宣传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孝”。但纯粹的“孝”恰巧是“忠”的大敌。是故，在这种两难之境中，其用人标准也就只能游移在传统道德之外。
君主因担心亡国或皇权转移会采取一些非正常措施。如对皇族的防范。对皇族的防范，在西周已有迹象。周公之辅佐成王，对管、蔡二位已有了强硬的措施。秦始皇二世对其亲人的屠杀则是血腥的措施。两汉对宗族的政策，无不围绕着强干弱枝来进行。
影视剧中的汉朝政府
但两汉的政府，还没有达到“欲加之罪”的程度。而三国时期，曹丕对其兄弟的政策，则十分的突出。还如屠杀前朝皇室成员，扫除任何复辟前朝的政治力量。因此，如何使自家的皇朝迟一点亡国就成了皇帝思考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了。
汉朝统治初期，异姓封王被刘邦铲除之后，宗室夺权的机会大大增加。魏国建立，曹丕刻意控制兄弟的权力，这也是惩汉代之教训。到了西晋，司马氏却又转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扩张宗族权力以拱卫中央皇权。当时，尽管人人都明白，天下没有不亡之国，但是，当朝皇帝却宁愿屠杀功高震主者，或者转变统治方式，不再屠杀宗室成员，以期求得皇朝的长治久安和德运的长驻。
影视剧中的曹丕
其次，对野心政治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现皇朝的灭亡态势，一些有实力的当朝高官便积极地为改朝换代进行政治准备。史称梁朝末年，“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可知当时企盼称帝者并非少数。
最后，对大批官员和士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批的士族与官员，在亡国思潮昌盛的时代，看到了朝代更代的血腥，因此，对于官场，他们多了一份小心，从而，开始了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认为保护了家族的利益，方是最佳的处世之道。
魏晋时的士族
国可亡，而家不破。因此，在前朝亡国之际，他们积极寻找新的主人，或保持中立，并不认为前朝的亡国，与自己的家族存在什么关系。亡国思潮的涌动，也让人们重新认识皇朝的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不注意民生的政权，其灭亡也就存在了合理之处。
结语
魏晋南北朝的亡国思潮，把神秘的五德终始说与现实的人事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与禅代政治合流，并以人事为最大的更代原因。这一时期，人们对亡国现象的认识，尽管还存在浓厚的五德之说，但是，毕竟与现实政治的联系紧密起来，理性化的色彩已相当浓厚了。亡国思潮的兴盛，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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