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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1.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2.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3.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6月初，厦门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少的地方。会谈当天晚上9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4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3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5月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1及第3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国，或叫汪隐退。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年7月16日退出舞台。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7月31日今井武夫向东条汇报了谈判经过和现状时，东条英机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日华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遣军的越权行为。他对“桐工作”予以明显地否定。
日本的一些史书曾认为，在1940年6月以后，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的迹象。但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日中和平谈判的危险，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中断了谈判。事后看，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并不是针对日蒋和平谈判的，当时尚不确切地知道日蒋进行的“桐工作”，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确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起到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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