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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百度知道日报
2011年，南昌市郊，群众的一次盗墓举报，使得闻名天下的海昏侯墓被找到，这次考古发现被誉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目前为止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原因就是在这位西汉废帝的陵寝中，发现了很多稀世珍宝，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最早版本的《论语》、《礼记》、《易经》等等重要的古籍，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也被誉为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可是无独有偶，近1800年前的魏晋时期，也有一次类似的惊天考古发现，同样改变了中国历史，但是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公元281年，晋武帝太康二年，吴国已经沦为晋国刀俎上的鱼肉，司马氏离统一全国只差一步之遥。
在今天河南汲县的荒野中，一个叫不准（Fǒu Biāo）的盗墓贼，瞄上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其中，最先发现了一堆竹简，由于墓室昏暗，他点燃了这些竹简，趁着火光继续搜寻墓室中的宝贝。
但是谁曾想，火光引起了周围村民的注意，他们立刻报告了官府，官差很快赶来抓住了这个大盗，同时缴获了他偷出的所有赃物。
这些赃物当中，被不准用来生火照明的竹简被兵士全部拿出，装了足足几十车拉回了洛阳交给了晋武帝，晋武帝觉得竹简上的文字非常特别，诏命让大臣们鉴定，大臣们看过后表示这竹简至少是战国时期的，很有价值，很多字早就废除了。
得到了这样的珍贵文物，晋武帝喜出望外，他立即召集全国的博士官来洛阳翻译这些竹简。经过很长时间的翻译和鉴别，这些竹简的内容渐渐浮出水面，而最终的结果却令全天下的人都大吃一惊。
这批竹简包括了《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琐语》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等等，共七十五篇，超过十万字，都是已经失传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的战国古籍。其中最重要的《纪年》十三篇，因为是书写在竹简上的编年史，后来被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记述了从上古皇帝开始到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前后2000年的历史。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战国之前，其实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而这些史书，在春秋战国的战乱中，全部失传了。
对于先秦历史，后期的儒家学子根据记忆修复出了一部分《春秋》、《战国》、《国语》的内容，包括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也继记述了一部分。但是，这些史书都不算官修史书或者是正史，只是民间记载。
但《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合编正史，晋国时春秋时期最大的诸侯国，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大部分晋国的史籍，因此这部《竹书纪年》这也算是出土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官修正史了。
晋武帝诏命中书对照竹简翻译的《竹书纪年》是“初释本”，后来晋惠帝时期的学者卫恒又整理了一个更详细的“考证本”。但不幸的是，晋朝没过多久就经历了“永嘉之乱”，那些最原始的竹简在战乱中遗失，只剩下“初释本”和“考证本”被保存下来，而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考古发现，从西晋开始，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竹书纪年》的风潮，各种学术观点层出不穷。
之所以形成如此兴盛的研究风潮，是因为《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历史，很多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
中国人对先秦历史的了解，一般都是来自《春秋》和《史记》，在《竹书记年》中，商周的很多记载都和他们没有较大的差别，可是有些地方，则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这里历史君要给大家一个典型的例子。传统观点认为，三皇五帝时期，远古圣君的权力交接是通过“禅让”来完成的，也就是在“公天下”的社会中，一个部落领袖在老年后，会选择一位贤能的继承人，将位置“禅让”给他，显示出上古时代友爱和谐的政治氛围。
可是，《竹书纪年》中，对于尧、舜的权力交接，是这样描写的：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尧的治理能力下降后，舜就把他囚禁在了平阳并取而代之，同时派人阻止尧的儿子丹朱来都城，使父子不能相见。
很显然，这句话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相：如果尧的儿子丹朱没有继承权，为什么舜要阻止父子相见？
舜不是禅让继位，而是政变篡位！
本可以继位的是丹朱，所以那时候是父死子继，而不是我们所知的“禅让”！
从小接受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历史观的我们，可能都认为上古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君王都贤德明敏，人性是那么的美好，人人都要以向善为己任。而我们却看到了比儒家史书更早的史书写出了“舜囚尧于平阳取而代之”的记述。
很明显，这种说法简直是颠覆了中国的历史，而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它就就像泼在我们头上的一盆冷水，并伴着尖酸的嘲笑声：上古时代其实并不美好，权力斗争从来都是血淋淋的！
如果《竹书纪年》的记述是真的，又会有另一个问题：和《竹书纪年》几乎同时代的孔子，为什么却在《春秋》中确实另一番描述？到底谁在撒谎？
这个问题其实从《竹书纪年》被发现就开始有人争论，至今都没有定论。随着现代考古发现越来越多，我们只能证明《竹书纪年》确实是一部官修史书，现存最早的甲骨文也可以对《竹书纪年》中的很多史料加以佐证，但是因为没有更早的文字记述，所以我们只能等待以后能发展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才能破解其中的奥秘了。
《竹书纪年》在千年之前带给中国历史如此大的贡献和可能性，但是很遗憾，最早的“注释本”和“考证本”却没有最终流传下来，按理说如此重要的史书应该被很好地保护，但是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一定伴随着战乱，书籍的保护实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当然也有人将《竹书纪年》的散失责任推给了儒家，认为他们作为古代独尊的思想流派，对于《竹书纪年》这种野史一定是除之而后快的。
但是不论什么原因，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竹书纪年》，不得不感谢几位近代的学者。清道光年间，学者朱右曾查找了各类曾引述《竹书纪年》的著作，并将其中的段落和句子整理在一起，开始慢慢揭开它的真面目。
从清末到民国，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几位学者接力整理了他们所有能搜集到的《竹书纪年》的片段，将它们合称了《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只是残本，但是它的价值依然很大。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看到古人不同于传统的“禅让”故事，才能看到这部传奇史书的大致模样。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为了了解真正的历史，我们也希望现在的史学家们能秉持民国学者们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找到完整的《竹书纪年》，为我们呈现那段遗失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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