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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南昌市郊,群众的一次盗墓举报,使得闻名天下的海昏侯墓被找到,这次考古发现被誉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目前为止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原因就是在这位西汉废帝的陵寝中,发现了很多稀世珍宝,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最早版本的《论语》、《礼记》、《易经》等等重要的古籍,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也被誉为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可是无独有偶,近1800年前的魏晋时期,也有一次类似的惊天考古发现,同样改变了中国历史,但是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公元281年,晋武帝太康二年,吴国已经沦为晋国刀俎上的鱼肉,司马氏离统一全国只差一步之遥。
在今天河南汲县的荒野中,一个叫不准(Fǒu Biāo)的盗墓贼,瞄上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其中,最先发现了一堆竹简,由于墓室昏暗,他点燃了这些竹简,趁着火光继续搜寻墓室中的宝贝。
但是谁曾想,火光引起了周围村民的注意,他们立刻报告了官府,官差很快赶来抓住了这个大盗,同时缴获了他偷出的所有赃物。
这些赃物当中,被不准用来生火照明的竹简被兵士全部拿出,装了足足几十车拉回了洛阳交给了晋武帝,晋武帝觉得竹简上的文字非常特别,诏命让大臣们鉴定,大臣们看过后表示这竹简至少是战国时期的,很有价值,很多字早就废除了。
得到了这样的珍贵文物,晋武帝喜出望外,他立即召集全国的博士官来洛阳翻译这些竹简。经过很长时间的翻译和鉴别,这些竹简的内容渐渐浮出水面,而最终的结果却令全天下的人都大吃一惊。
这批竹简包括了《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琐语》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等等,共七十五篇,超过十万字,都是已经失传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的战国古籍。其中最重要的《纪年》十三篇,因为是书写在竹简上的编年史,后来被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记述了从上古皇帝开始到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前后2000年的历史。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战国之前,其实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而这些史书,在春秋战国的战乱中,全部失传了。
对于先秦历史,后期的儒家学子根据记忆修复出了一部分《春秋》、《战国》、《国语》的内容,包括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也继记述了一部分。但是,这些史书都不算官修史书或者是正史,只是民间记载。
但《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合编正史,晋国时春秋时期最大的诸侯国,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大部分晋国的史籍,因此这部《竹书纪年》这也算是出土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官修正史了。
晋武帝诏命中书对照竹简翻译的《竹书纪年》是“初释本”,后来晋惠帝时期的学者卫恒又整理了一个更详细的“考证本”。但不幸的是,晋朝没过多久就经历了“永嘉之乱”,那些最原始的竹简在战乱中遗失,只剩下“初释本”和“考证本”被保存下来,而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考古发现,从西晋开始,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竹书纪年》的风潮,各种学术观点层出不穷。
之所以形成如此兴盛的研究风潮,是因为《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历史,很多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
中国人对先秦历史的了解,一般都是来自《春秋》和《史记》,在《竹书记年》中,商周的很多记载都和他们没有较大的差别,可是有些地方,则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这里历史君要给大家一个典型的例子。传统观点认为,三皇五帝时期,远古圣君的权力交接是通过“禅让”来完成的,也就是在“公天下”的社会中,一个部落领袖在老年后,会选择一位贤能的继承人,将位置“禅让”给他,显示出上古时代友爱和谐的政治氛围。
可是,《竹书纪年》中,对于尧、舜的权力交接,是这样描写的: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尧的治理能力下降后,舜就把他囚禁在了平阳并取而代之,同时派人阻止尧的儿子丹朱来都城,使父子不能相见。
很显然,这句话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相:如果尧的儿子丹朱没有继承权,为什么舜要阻止父子相见?
舜不是禅让继位,而是政变篡位!
本可以继位的是丹朱,所以那时候是父死子继,而不是我们所知的“禅让”!
从小接受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历史观的我们,可能都认为上古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君王都贤德明敏,人性是那么的美好,人人都要以向善为己任。而我们却看到了比儒家史书更早的史书写出了“舜囚尧于平阳取而代之”的记述。
很明显,这种说法简直是颠覆了中国的历史,而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它就就像泼在我们头上的一盆冷水,并伴着尖酸的嘲笑声:上古时代其实并不美好,权力斗争从来都是血淋淋的!
如果《竹书纪年》的记述是真的,又会有另一个问题:和《竹书纪年》几乎同时代的孔子,为什么却在《春秋》中确实另一番描述?到底谁在撒谎?
这个问题其实从《竹书纪年》被发现就开始有人争论,至今都没有定论。随着现代考古发现越来越多,我们只能证明《竹书纪年》确实是一部官修史书,现存最早的甲骨文也可以对《竹书纪年》中的很多史料加以佐证,但是因为没有更早的文字记述,所以我们只能等待以后能发展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才能破解其中的奥秘了。
《竹书纪年》在千年之前带给中国历史如此大的贡献和可能性,但是很遗憾,最早的“注释本”和“考证本”却没有最终流传下来,按理说如此重要的史书应该被很好地保护,但是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一定伴随着战乱,书籍的保护实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当然也有人将《竹书纪年》的散失责任推给了儒家,认为他们作为古代独尊的思想流派,对于《竹书纪年》这种野史一定是除之而后快的。
但是不论什么原因,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竹书纪年》,不得不感谢几位近代的学者。清道光年间,学者朱右曾查找了各类曾引述《竹书纪年》的著作,并将其中的段落和句子整理在一起,开始慢慢揭开它的真面目。
从清末到民国,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几位学者接力整理了他们所有能搜集到的《竹书纪年》的片段,将它们合称了《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只是残本,但是它的价值依然很大。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看到古人不同于传统的“禅让”故事,才能看到这部传奇史书的大致模样。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为了了解真正的历史,我们也希望现在的史学家们能秉持民国学者们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找到完整的《竹书纪年》,为我们呈现那段遗失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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