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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原名司母戊鼎,2011年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重文物之一,而且也是到今天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它的存在和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从它的发现和出土无不充满神奇色彩,再加上它的特定发现时于期,使本来就具有很大价值的后母戊大方鼎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后母戊大方鼎的鼎耳为什么不翼而飞?这里有这样的传说:1939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
时局的混乱,加剧了盗墓风气的盛行,身居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村民自然不会忘记身居殷墟之旁这块风水宝地,村民们开始有组织地在夜间盗掘古墓。3月的某个深夜,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处随着村民的铁锹“仓啷”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冠、国之重宝一后母戊大方鼎出土了。村民们忙碌了一夜,但因为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他们不甘心整夜提心吊胆地忙碌无功而返,于是一个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事后他们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
后来,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人闻知此事,想花重金购买都没有得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后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被用专车运抵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但当年被盗墓的村民偷偷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这也成为后母戊大方鼎的永远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就是后来补铸上去的。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后母戊大方鼎又被运到北京展出。
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后母戊鼎整个总重875千克,高达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为此鼎大得足够做马槽,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槽鼎”。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鼎身各处皆有饰纹,而且各部分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的长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鼎耳侧是鱼纹纹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很有特色,在三道弦纹之上后母戊鼎铭文各饰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为鼎腹内壁铭文“后每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的庙号。
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成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姆而制的。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五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斯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后母戊大方鼎最为神秘也最难让人猜测的是它是如何铸造的。后母戊大方鼎表明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标志着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出现第一个高峰。但是铸造后母戊大方鼎,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据推测,后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过程是这样的。在商代,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趣称它为“将军盔”。据科+学估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千克。假使铸造一个中小型的铜器,只需用一个坩埚就可以了。但是,要铸造后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田浇铸,这意味着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
如此浩大的工程该如何施工呢?有人认为勤劳智慧的奴隶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铸好的各个部分合铸在一起。经奴隶们]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终于铸成了后母戊鼎。但这种猜测没有得到相关科技论证。直到今天,在发达的科技面前,都没有人能再现铸鼎的情况。后母戊大方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纹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羡。因此它的价值更高,而围绕它的种种迷雾也增添了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后母大方鼎之谜的解开,有待考古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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