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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敦煌吗？
有人说，中国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漫漫黄沙与月牙泉的两厢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
更重要的是，看看敦煌莫高窟，那座跨越1600年、保留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文化的宝库。
从西方纷至沓来的掠夺者，到白俄流寇毁灭性的摧毁，再到无知的国人弃之如敝履，它历经千年沧桑而不倒。
但就在近10年，却有专家忧心忡忡地表示，预估整个敦煌宝库可能会在未来50年到100年内消失。
这一次张开血盆大口的，不再是人类的无知和贪婪，而是每年以3—4米的速度不断逼近的沙化怪兽。
“绝不能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当年温家宝总理的悲怆警示，至今言犹在耳。
前段时间，书单君有幸参加了支付宝蚂蚁森林在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的线下植树活动。
站在那些荒漠里一棵棵破土成长的小树苗前，我突然想起了70年前的一位年轻人，仅靠双手，将莫高窟里近10万立方米的沙子，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捧一捧地清理出去。
这个年轻人名叫常书鸿，从捧走第一粒沙子开始，他在莫高窟整整守护了四十年，历经战乱、饥荒、动乱和穷困，始终不离不弃，终获“敦煌守护神”的至高荣耀。
有意思的是，常书鸿和马云一样，都来自杭州，而且都被人称之为“杭铁头”。冥冥中，历史似乎自有回响。
书单君今天想要给“书米”们介绍的，正是常书鸿在这大漠边关坚守一生的史诗故事。
今天，一切跟保护敦煌有关的事，都要从他这里开始讲起。
人的一生，重大时刻其实没有几次，而且往往在经历时还茫然不知，但命运的车轮已就此转向，将走出无法预想的轨迹。
1935年的一个下午，已在法国留学多年的常书鸿，到塞纳河边上的一处旧书市场闲逛。
无意间，他随手拿起一套名为《敦煌图录》的小书翻阅。本以为是一本普通的图录集，但没想到，这书一到了他手里，就跟踩了胶水一样，久久没能回到书摊上。
直至炊烟升起、夜色降临，常书鸿还跟木桩似地杵在那，他是被书里精美的艺术技法给彻底征服了。里面那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图，其技法成就，据说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乔托还早了700年。
如此高级的艺术， 还是本国的古老艺术，他此前竟然毫无知觉，这让他像被雷劈一样难受。
八年前，他不远万里来到巴黎，目的是为学习人类至高的艺术，但《敦煌图录》却分明在告诉他，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艺术，不就在中国敦煌吗？舍近求远，数典忘祖，实在是愚蠢至极。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回到家，他当即告诉妻子陈芝秀，他要去敦煌。妻子还以为他中邪了，说胡话。
在巴黎，小两口都是聪明的高材生，一个学雕塑，一个学绘画，事业和学业蒸蒸日上，已经拥有了非常稳定的社交圈子和收入，而且女儿也入了法国的幼儿园，正牙牙学着法语。
放弃眼前这一切，回到动乱的中国，而且还是去那方圆几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不是中邪，又会是什么呢？
但常书鸿自己清楚，他是被理想击中了。
敦煌，就像一颗种子在内心里生根发芽，促使他急切地想要效法当年出走非洲的画家高更，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塔希提”。
第二年，常书鸿留下妻女，抛弃在法国所拥有的一切，独自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当时的敦煌是什么情形？
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莫高窟里的藏经洞，从此敦煌便陷入群狼环伺的境地。
从1907年开始，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从王道士手上，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一箱箱珍贵的文物。常书鸿偶然看到的《敦煌图录》，作者正是伯希和。
但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敦煌莫高窟依然被无知人士视若垃圾，国家也没有设立任何官方保护和研究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去敦煌，确实前途未卜。
等常书鸿真正到达敦煌，已是七年后的1943年。
其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一家人一直处在颠沛流离的逃亡之中，根本找不到去敦煌的途径和机会。
直到1942年，他作为国民政府的教育委员，才通过争取当上了新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职位。
其实没人跟他抢，那个鸟不拉粪的地方，除了风沙，就是风沙，也就他这个“中邪”7年的人，才会把这职位当个宝。
当妻子陈芝秀知道丈夫吃了秤砣铁了心，两人大吵一架。泪眼婆娑的陈芝秀对女儿说：“你爸爸疯了。”
再一次，常书鸿选择先抛下家庭，独自上路。
但他显然低估了敦煌莫高窟的恶劣环境，坚守远比抵达艰难，这里的条件远比他预想中要糟糕。
周边所有的水，都是重碱性水，又苦又涩，单独喝下一碗，一定会闹肚子，每次吃饭喝水，一定要一碗水，配上一碗醋才行。
这里一年四季难见绿色，蔬菜更是难寻，大多数时候，只能吃咸菜替代。
在自传中，常书鸿记述了他们到敦煌后的第一顿晚餐：
“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用河滩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
更糟的是，因为常年无保护裸奔，敦煌的文物损毁极其严重，远比他们的饥饿来得急迫。所以就算饿肚子，也必须迅速建立起基本的保护措施。
因为常年风沙侵袭，洞窟内已经积满了沙子，在缺乏人手和工具的情况下，常书鸿和随同的艺术家们，只能靠双手把沙子慢慢清理出去。
比清沙更重要的是防沙，否则永远清理不干净。所以常书鸿认为，必须在周围建立一堵两公里的土围墙才行。
因为缺钱缺人，加上工程浩大，他跑向敦煌县长求助。但听完他的修墙计划，这位县长却哈哈大笑，毫不留情地挖苦道：
“你大概是读书读傻了吧！这里不是湖北和你们浙江。这里是敦煌千佛洞鸣沙山脚下，这里满是沙、沙、沙，叫我哪里弄土去？没有土怎么筑墙？”
难道真的没辙了吗？
偶然间，常书鸿从当地农民那里得知，敦煌的水碱性大，与沙土混合后，其实很有粘性。
于是，这些艺术家们，再次干起了泥瓦匠的活。虽然耗时耗力，但没用多久，一堵千米之长的土围墙还真被他们建起来了。从此，敦煌保护工程，总算有了点样子。
日子艰苦，官吏昏庸，但在亲眼见证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艺术瑰宝之后，常书鸿已暗暗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终生守护敦煌莫高窟。
这正应了画家张大千对他说的那句话：“你要在这里服无期徒刑啊。”
不过，这是自愿的无期徒刑。
在常书鸿来敦煌的第2年，妻子陈芝秀和女儿，在他的劝说下，也来到了敦煌定居。
但没有人料到，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撕心裂肺的前奏，“敦煌保护神”的炼狱生活才刚刚起步。
起初，妻子的表现还很正常，甚至参与了临摹壁画和保护工作。但两个人的嫌隙，在那艰苦的生活中，显然在不可遏止地迅速膨胀。
有时候，两人会因为做饭、洗衣这样的琐事大吵大闹，甚至会赌气地说，“我要和你离婚”、“离就离”！
在法国，陈芝秀本就过惯了西方的中产生活，高跟鞋和旗袍是标配，头发卷成大波浪。
在敦煌，连洗澡都成为奢望，一盆水，毛巾浸湿了，擦脸擦身体再擦脚。
在法国，孩子上的是法语学校，旁边还有一大群高学历精英。
在敦煌，孩子都不知道去哪上学，旁边除了几个穷学生，就剩下附近大字不识的农民。
直到有一天，妻子说身体不舒服，去了兰州看病，从此一去不返。
原来，陈芝秀早就不堪忍受这非人的生活环境，与常书鸿招来的一名赵姓总务主任有了私情。她说是去兰州看病，实际是想和这名赵姓主任私奔。
在得知消息后，常书鸿悲怆欲绝，如遇晴天霹雳。
大西北一年不到的生活，竟然轻易摧毁了夫妻长达20年的感情，两个幼小的孩子更是无辜地成了牺牲品。
此时常书鸿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妻子追回来。
他骑上所里唯一的一匹枣红马，迅速往妻子远走的玉门方向追去，希望她回心转意。
只可惜，这根本就是痴想。在茫茫戈壁滩，他自己也不知道追了多久，身在何处，最终因为过度劳累，跌在地上奄奄一息。要不是一支路过的石油勘探队发现了他，小命可能就交代在了荒野之中。
后来，他在自传中自责地写道：“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
妻子出走，是常书鸿选择坚守敦煌的代价，但绝不是最后的代价。
1945年7月，国民政府突然决定，要裁撤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当地县政府管理。
常书鸿暗暗叫苦：把石窟交给县政府，不是羊入虎口吗？
本地县太爷，是个没文化的草包。
有一次，这人带一军官来石窟参观，明火执仗要带走一尊北魏彩塑，理由是放在家中，供母亲拜佛用。
常书鸿好说歹说，最后以女儿的一幅飞天画作为交换，才算保住了文物。
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被裁撤，年轻人也都熬不住了，纷纷前来向所长道别。
一对学生夫妇这样说道：“老师，这几年我俩在这儿受到你的帮助、教育真不少。趁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复了交通，我俩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面对这样的恳求，已经没有编制的常书鸿，岂有挽留之理？
妻子跟人走了，年轻人也一个个都走了，他成了光杆司令，而未来更是一片渺茫。
夜里，他经常独自一人点着蜡烛，来到洞窟之中，回想过去几年跟学生在这些洞窑里付出的大量心血。
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位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泪下，但他“杭铁头”的性格也促使他默默起誓：
我决不能离开，更不能把这些宝贝交给敦煌县太爷那样的昏庸官僚！
之后的日子里，他到处联系开敦煌艺术展览，以获得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同时前往重庆，找到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以及一直对自己鼎力支撑的于右任，力求让国民政府收回成命。
幸运的是，这次努力没有白费，敦煌艺术研究所保住了，而且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支持，还吸引了新的年轻人加入，整个队伍更加充实庞大了。
常书鸿就像护卫自己的孩子一样，护卫敦煌莫高窟，但有人却认为他是在搞“封建迷信”。
解放后，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理念下，所里一些同事坚持不再宣传“佛教迷信”了，提议搞大生产，以至于一段时间，所里不得不暂停壁画、彩塑的研究工作。
1950年，社会文化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常书鸿来北京办敦煌展。
这是在多年努力之后，他第一次收到中央级别的办展邀请，对敦煌和他个人来说，都意义非凡。
但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几个敦煌年轻人却拦住卡车不让走，他们喊道：“我们不能让牛鬼蛇神、封建迷信的东西到庄严的人民首都展出。”
常书鸿非常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就算他拿出郑振铎局长的指示，年轻人依然不依不饶：“郑振铎的指示也是错误的！”
这种可笑的愚昧无知，在十年动乱时期，更是张牙舞爪地露出它凶残的一面。
其间，不仅所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停滞不前，常书鸿也被毫不留情地打倒，被人称为“老牛鬼”。敦煌莫高窟被视为封建糟粕，敦煌艺术研究所，则被人称为常书鸿和后来的妻子李承仙两人的“黑店”。
那些虾兵小将，不仅批判，还殴打这位老艺术家，逼着他们夫妇俩干重体力活。
常书鸿脊椎本就有伤，加上年纪也大了，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他们给他安排的劳动，是喂猪，只要猪一吼叫，听到的人就会向常先生叫骂。
直到1978年，常书鸿才恢复所长职务。但这一年，他已经是74岁的老人，也是他在敦煌工作的第35个年头。
1982年，在敦煌整整服务了近40年后，国家考虑他年事已高，特意安排他去北京文物局当顾问，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定居北京。
从此，这位“敦煌守护神”，才真正离开大漠。
1987年，敦煌莫高窟，连同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一起，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不过相对其他的世界遗产，敦煌几乎是在常书鸿一己之力下成就的。后人应当铭记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同样需要铭记这位守护神40年的坚守。
回顾这漫长的40年，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经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
他回答说：“如果真有来世，我还是会选择做‘常书鸿’。”
保护敦煌莫高窟，并没有结束。
全球气候变暖，地处沙漠戈壁边缘的敦煌，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沙化威胁。
如何抵御风沙侵袭，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最新使命。
2016年，支付宝发起了蚂蚁森林公益行动，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的公益。
这意味着，守护敦煌莫高窟，已经不再是常书鸿这样的孤胆英雄在支撑，而是全体国民共同参与。
不到3年的时间，支付宝蚂蚁森林用户数达5亿，共在地球上种下了1亿棵真树，种树总面积近140万亩。
马云和常书鸿，两代“杭铁头”，以不同的方式，在这大漠边关，为了历史的文脉承继，遥相呼应。
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去世。生前，他留下唯一的遗嘱是，将自己一半的骨灰埋在家乡，一半埋在敦煌，实现他永远守护敦煌的心愿。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但愿，祖国繁盛，文脉不断，历史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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