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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重镇张家口有一座雄伟的城门——大境门。城门上方，嵌着“大好河山”四个端庄的大字。1927年，杰出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内蒙古地区早期党的领导者之一——多松年，就牺牲在这里。
多松年，原名多寿，1905年冬出生在归绥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郊麻花板村一户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本来，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但是，近百年来，腐败的清政府加紧了对内蒙古的惊夺和搜刮，强令内蒙古王公出卖牧场，实行垦种，致使一部分蒙古族群众陷于无场可牧的境地，不得不弃牧为农。多松年的家庭经历了这一痛苦的变故。由于缺乏经验、技术低下，他的父母虽然终年辛劳，但收获甚微。多松年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直到1918年春，13岁的多松年才在亲友资助下进入归绥石王庙蒙文小学校读书，后来又转到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学。在这里，他在一位思想进步的国语教师的启发下，了解到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蹂躏的惨痛现状，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迪，开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当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塞外归绥古城时，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当地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1921年秋天，他参加了归绥学生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1923年5月，归绥各校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一举捣毁了顽固推销日货的“盛记”商行；多松年是这次学生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分子。他和同学们组成宣传队，挨门逐户地向店主和店员宣讲“抵制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道理；有时，臂戴袖标，手执小旗，前往车站各商号查封日货。
1923年秋天，多松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蒙藏学校。他毅然告别亲人，离开故乡，与乌兰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一起，踏上了为拯救民族而学习科学文化、寻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中共北方区委对这批立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蒙古族青年极为重视并热情关怀，先后派邓中夏、黄日葵等深入蒙藏学校开辟工作。在这些革命导师的教诲下，多松年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党的刊物《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思想豁然开朗。开始用阶级观点来观察社会，逐步懂得了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各民族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共求解放；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工农民众解放的领导者。他毅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心做一名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
1924年初（一说为1923年冬），多松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成为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之一。
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活动和蒙古族青年的觉醒，十分恐惧。一方面先后派出王维翰、金水昌等反动分子任校长，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一方面取消了该校原设的官费待遇，企图迫使这些家境贫寒的进步学生中途失学，以分散瓦解正在成长的蒙古族革命力量。1924年春，多送年被迫返抵绥远投考了师范学校。同年8月，蒙藏学校恢复了官费待遇，多松年才得以重返北京蒙藏学校读书。
在蒙藏学校期，多松年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参加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北京蒙藏学校的革命青年是这场运动的生力军之一。多松年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把党的刊物和各种传单、标语，及时安全地转送到各个联络点；有时机警地躲过巡警特务，把传单、标语散发到群众手中，张贴在大街小巷。在1925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倡导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尽管北京政府派军警日夜巡查，“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仍不时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多松年就是机智勇敢地战斗在这条宣传战线上的一名尖兵。
为了在蒙古民族中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蒙古族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等一道，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多松年曾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一带进行社会调查，对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广大群众造成的灾难，以及王公地主、旅蒙奸商对农牧民的残酷剥削、敲诈勒索等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的材料，丰富了感性知识。广大牧区牧场被强垦、牲畜遭抢劫，村室几成废墟，农牧民衣衫槛楼、骨瘦如柴……这一幕幕凄惨景象，为揭露军阀的残暴统治提供了大量的例证。在多松年和战友们的努力下，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终于创刊了。
《蒙古农民》的第一篇文章，仅以十六个字开宗明义提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鲜明具体地体现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外，还刊载了《直奉打仗内蒙农民遭殃》等内容充实颇具号召力的文章，和形象逼真的漫画、语言通俗的民歌。由于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文风泼辣、通俗易懂，《蒙古农民》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的蒙古族群众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多松年的思想也逐步成熟起来。
为了进一步培养蒙古族的新生力量，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将蒙藏学校中部分蒙古族青年分送苏联、外蒙古和广州等地学习，多松年和乌兰夫等五人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10月间，多松年和战友们一起到达上海，转乘苏联货轮，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多松年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聆听了斯大林的讲演。十月革命后，苏联发生的一切变化使他耳目一新，特别是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少数民族享受了民族平等权利，使他激动万分，感慨不已。在苏联期间，他如饥似褐地攻读马列著作，为全力投身于革命事业而武装自己。
1926年秋天，多松年回国担任了察哈尔特别区党的负责人。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奔波于察哈尔的农村、牧区，发动农牧民运动；深入工厂、学校，推动城镇革命运动的发展。从1926年6月到1927年6月，察哈尔特别区农村建立起村农会组织82个，区农会4个，还建立起1个县级农会。同时，多松年与在包头工作的李裕智等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使察绥地区的革命斗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1927年4月，多松年作为热、察、绥三特别区的代表之一，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和杰出活动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的批评，使多松年增长了见识，加深了对党的路线的认识。
在武汉期间，多松年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召集的扩大会议，参加了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农民政权问题、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讨论。
5月中旬，多松年手提底层藏有“五大”会议文件的木箱，离开了武汉，取道沪、津、京，北返张家口。
多松年在武汉参加“五大”期间，已经得知李大钊被捕牺牲的噩耗。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北京，默默地悼念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不久，北京岗哨森严，暗探密布，反动军阀张作霖不择手段地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满城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同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党在张家口的地下组织也被奉系军阀破坏，有些同志已被捕入狱。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多松年毫不畏俱，毅然决定立即赶回张家口，采取应变之策，营救被捕同志。
6月底，多松年回到了张家口。此时张家口形势已十分险恶，反动当局贴出布告，悬赏缉捕“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年不得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暂回绥远隐蔽。
在绥远隐蔽期间，多松年为“五大”的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察哈尔地区党组织的隐蔽工作未能及时布置，被难同志的营救工作未能尽快进行而深感不安。
8月初，多松年给战友们寄出了最后一封信：“据了解，张家口的形势较前好转，我决心仍到张看看，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并设法营救被难的同志们……。”殷殷赤子心，绵绵同志情，跃然纸上。就这样，他不顾亲人的挽留和战友的劝阻，再度只身入虎穴，返回张家口。
多松年一到张家口，就被特务发现。当他回到党的机关销毁文件时，跟踪而至的特务、警察破门而入，多松年当即被捕。
象成千上万共产党人一样，多松年在敌人面前没有一丝媚骨，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委任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为了一网打尽我党在察哈尔的地下组织，以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为条件，许多松年以高官厚禄，妄图诱使多松年叛变投降，而他得到的却是多松年的冷嘲、怒斥。敌人又对多松年施以酷刑，皮鞭抽、棍棒打、铁条烙，多松年双唇紧闭，只字不吐。面对这位耿耿正气、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高维岳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决定杀害高松年。
在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多松年被绑押到张家口大境门上示众。他的身后插着一块长木牌，上面写着“共产党多松年”。大境门下，聚集着数百名被军阀驱赶来的蒙汉群众。城门内外，武装军警和便衣戒备森严。多松年知道，这是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最后时刻。短短的10天时间，他已被折磨得孱弱不堪，无力讲话了。但他无所畏惧，从容坚毅，用充满希望的目光向为自己饮泣的群众做了无声的告别。曾用绞刑处死李大钊的奉系军阀，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用五根一尺多长的大铁钉，把多松年活活地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多松年壮烈地牺牲了。那年，他只有22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山河共在。（侯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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