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
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而后中华民国成立，时任教育长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了教育部任职。当时百废待兴，民国初立，自然政务繁忙，可是教育没有受到重视，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自然更多的时候会感到工作无聊，但是却恪尽职守，尽职尽责。
在教育部任职的日子，让鲁迅有了更多的时间整理一些古书籍，广泛涉猎多种书籍，丛书，史书，佛学，会刊，墓志，杂著，诗话等等，期间除了办公，处理工作事务之外就会广泛涉猎，就这样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和精力，为大众奉献他的一切。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同时还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时兼任。这是的鲁迅很平凡，无论是相貌还是衣着都不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不像他的文章那样的尖锐。内山完造曾经记述到和鲁迅相处，说我们都以为鲁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的人，其实不然，鲁迅的交谈就像是让人喝了葡萄酒一样的舒畅，风趣柔情。
当时北京文化一时繁荣空前，鲁迅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也是怡然自得，如鱼得水。在《新青年》等很多刊物发表文章，编写《莽原》,《国民新报》撰写了大量的进步文章，号召进步青年加入新文化革新的队伍。这也吻合了鲁迅一向救国救人的思想理念。
当时的军阀混战，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每一个爱国人士内心，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贫穷，战争失败，列强霸占，都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而这时候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带回来的消息居然是把德国在青岛的利益割让给了日本人，在现实面前，压抑在国人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作为这个刊物的主笔之一，鲁迅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他呐喊着，作《呐喊》控诉这个社会的黑暗；但他也彷徨着，所以后来又有《彷徨》（1926年）问世，反映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胡适。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中国整个文化圈。
但他和鲁迅很不同，即便两人都极具天才的头脑和伟大的创造力，推崇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胡适性情温和，他虽然也提倡破旧迎新，但他并不激进，他只是在平稳中追求社会改良以探寻法治的实现，他以哲人的思考，坚信自由的基础在于容忍和克制。
鲁迅则刚好相反，他是斗士，忍受不了社会和政府对国人的迫害，也忍受不了旧文学旧思想对人们的荼毒，所以他要反抗，要革命，要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在他看来，唯有打破旧制度旧思想旧牢笼，才能迎来新生与光明，唯有解放思想冲破枷锁，才能迎来民主与自由。
胡适的文章似清泉，静静洗涤人心；鲁迅的文章则更多像匕首弩剑，既扔向过去千年的文化流毒（这里是指中国文化不好的一面），也剑指当局对人们的政治压迫。因为这样的原因，鲁迅的人生坎坷而多难，胡适较之，则不管在其文化事业还是政治生涯中，路都要走得顺畅多了。
在探索中国出路的问题上没有谁对谁错，他们的努力和赤忱，都是为了探寻中国的未来。虽然他们最终选择的阵营不同，两个人彼此也有间隙，但他们的功绩都将为后世所铭记。
但即使作为一个斗士，也会有普通人的烦恼。鲁迅毕竟在大封建家庭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经历父亲之死，家族的排挤，这些都在他的一生之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鲁迅的家庭观念是极重的。在过去，父亲不在，长兄为父。作为家中长子，鲁迅曾试图维系家族的完整。
从南京搬到北京后，鲁迅在八道湾胡同购置了一处大宅，将绍兴老宅卖后，把家人都接了进来。那时候鲁迅在教育部和北大任职，周作人也在北大任职，收入都不菲，唯独小弟周建人没有收入，一家四口都仰赖两个哥哥的接济。一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家庭，在大家族里当然过得不会很如意（尤其那时候家政由二嫂羽太信子主持，一切开支由其拨付），所以没多久周建人就到上海谋生了。
二弟周作人是个只关心书本文章，不管家事的人，由此造成了周家鲁迅主外，信子主内的奇怪现象。如果家里有事情，鲁迅需要找信子商量，但碍于“男女大防”（这也是旧思想旧观念，欲除之而后快的鲁迅，却终生都没能跳出它的禁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不方便商量的。
信子管理家政是很糟糕的，出手阔绰，浪费极高，虽然周家兄弟每月收入不菲，依然满足不了家里的开支，甚至很多时候需要鲁迅到外面举债。鲁迅就此事和信子交涉过多次，信子对此很不满，鲁迅也不开心，而周作人又不管，鲁迅心里自然有气。
后来不知哪里来了谣言，竟说鲁迅和信子有染，一石激起千层浪，前事后事一起算，兄弟两人吵得很凶，就此反目（有人说这是信子故意使的伎俩，意在逼走鲁迅）。不久，鲁迅便和母亲和朱妻搬到了西三条胡同。“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用到“被赶出”的字眼，可见他和周作人交恶到什么程度，也就能理解兄弟二人从此不再往来的缘由了。
搬到西三条胡同后不久，也就是1925年春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风潮，反对校长杨荫榆女士，教育总长章士钊就此非法解散了女师大。鲁迅当时在女师大任教，学校解散后，他和其他教员成立教务维持会，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与学生们同甘共苦，重新开学。
这遭到了章士钊的不满，把他的教育部佥事职给免去了。在朋友的支持下，鲁迅向平政院提起诉讼，并获得了胜利，女师大也于同年三月复校。四月，章士钊辞去教育总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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