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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的故事（一）
——记原冀县暖气片厂创始人杨振林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图为杨振林（左一）陪老伴儿在公园散步。
“冀县暖气片，部优产品，实行三包，代办托运，电话总机128。”1979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告业恢复元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制作播出了两条国内电视广告，其中之一就是宣传冀县暖气片的。一个当时没有任何知名度的社办小工厂，居然敢第一个“吃螃蟹”，敢在国家电视台花钱做广告，一时轰动了全国！
穿过岁月的隧道，回望1972年那个春天，在衡水湖畔料峭的春风里，一位叫杨振林的年轻人带领着一群农民艰苦激战，他们打土坯、盖厂房，要建设的这座工厂正是冀县暖气片厂。
白手起家：
泥腿子加小铁炉搞起暖气片
1972年春节刚过，在冀县城关公社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十几个干部闷头抽着低劣的纸烟,听着公社书记慨叹：“这日子太难过了。社员干一天挣不了两毛钱,干一年混不了一个肚儿圆。咱们不能光盯着这点儿薄地,得想法子搞多种经营。”
当时，全国各地社办企业开始兴起，一批县办、社办、村办集体企业发展加快。35岁的公社秘书杨振林自告奋勇，请求挑起办工副业的担子，带领社员们打翻身仗、摆脱贫困。公社党委看他决心大、劲头足，果断同意了。
这次会议以后，城关公社开始走上了兴办集体企业的路子。经过认真调研走访，杨振林发现城市里暖气片很稀缺，供应特别紧张。向公社领导汇报后，大家一致认为生产暖气片有前途。公社当时一穷二白，既没资金，也没资源，只有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来的一座撅把子化铁炉。但他认准了这行，坚决要干。
城关公社选定了县城南边一片废弃的芦苇坑塘，筹划建设铸铁暖气片生产车间。杨振林带着大伙儿又是拉土又是平地，像燕子衔泥般到处捡砖头，累死累活地一块一块打土坯，一点一点地艰难建设着厂房。春风吹拂着希望，人们累得浑身散架却也不觉苦，为了建起工厂、摆脱贫困，个个咬紧牙关、拼尽全力。
为了尽快建厂，杨振林从城关公社海河指挥部借来了2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从县水利机械厂借来了焦炭，从各村选拔招募了几十名青壮年农民，从兄弟公社请来了会车床加工的技工吕梦弼……一场工业生产大战徐徐拉开帷幕。
艰苦创业：
远看像逃难的 近看像要饭的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于不懂专业技术，杨振林他们琢磨试验了大半年，也没生产出合格的暖气片。听说枣强县马屯乡也在搞暖气片生产，杨振林立即带了几个人去学习。
在马屯学习期间，杨振林认识了到那里指导技术的刘飞雄和尹良两位工程师。这两人原来都是北京新都暖气片厂的技术员，因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打成了“黑五类”、批判为“黑师傅”。
为了把刚刚挂起牌子的暖气片厂办好，杨振林冒着严寒，三下南京九江口，两进山西雁门关，把下放到原籍农村的刘飞雄和尹良两位师傅请了过来，聘用到厂里担任工程师。
有些好心人劝杨振林：“注意立场问题，不要犯忌，不要包庇重用坏人”。杨振林笑笑说：“我为的是帮社员们脱贫，用的是搞暖气片的能人，不是坏人。”
就这样，硬是靠刘飞雄、尹良、吕梦弼这三位技术师傅当外援，加上一群泥腿子农民、一台老掉牙的车床、一座小铁炉，暖气片厂总算步入正轨，真正办起来了。
创业之初，资金捉襟见肘，条件异常艰苦。没有办公桌，师傅们就在地里埋上四根棍子，上面放一块木板搞设计；没有造型设备，杨振林就风尘仆仆地带队去外地暖气片厂学习取经；没有车间，工人们就用秸秆、芦苇打成箔围成简易车间；没有食堂，工人们就从家里带高粱面窝窝头，就着厂里免费供应的开水当工作餐；三位外聘技术师傅每天能吃上一碗热面条，就是全厂的最高待遇。
那时候，冀县民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冀县暖气片的——可见最初创业之艰难。
然而，纵有千难万难，杨振林带领着师傅和工人们，没日没夜地研究、一次次地艰难试验，大伙儿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生产出合格的暖气片！
1973年8月，第一家来厂考察的甘肃省兰州市物资局，看到杨振林和工人师傅们艰苦卓绝的干劲，被他们执着奋勇的精神所打动，在该厂根本不具备工业化生产的情况下，冒着风险从兰州发来了200吨生铁、100吨焦炭。
原材料到位后，杨振林又带领着工人和师傅们昼夜不停地奋战了5个多月。1973年底，第一批产品终于成功下线了，并实现销售收入85000元！大伙儿欢呼雀跃，那辛勤的汗水和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艰苦的奋斗终于有了成果。
冀暖真理：
干事靠人才 成事靠担当
正当人们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75年，社会上刮起一股风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土围子”、赶“黑师傅”。杨振林因为聘用刘飞雄、尹良两位师傅，被工作组扣上“包庇重用坏人，立场不稳”“只抓钱，不看线，方向不对”等“大帽子”。县里两次派工作组来厂里调查，强令将两位师傅辞退。
面对困境，杨振林想，如果两位师傅真走了，新生的暖气片厂就要垮台；而留下两位师傅，就会犯政治错误。为了城关公社的脱贫、为了辛苦建起来的社办厂，他下定决心留住两位师傅，于是巧用一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两位师傅暂时到外地“避风头”，住宿费报销，工资照发，风头过后再请回来。
两位师傅“避风”时，产品合格率由八成降至四成，一个月的时间废品就堆积如山；两位师傅回来后到车间一看，很快找到了原因，马上采取措施，合格率又恢复到80%以上。这更加坚定了杨振林用人才、重人才的决心。
时间指向1978年。
这一年，春天的希望鼓舞着杨振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声音振奋着暖气片厂。县委开大会宣布，刘飞雄、尹良两位师傅是“红师傅”。其实，在杨振林心里，“真理”从来没有改变，那就是“干事靠人才，成事靠担当”。
这一年，暖气片厂的固定资产超过100万元，职工人数突破700，年产值达到400万元，利润110万元！进入上世纪80年代，冀暖规模、产值、利税跃居全省第一！这颗新星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积蓄着更大的能量与爆发力，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传奇故事：
冀暖大还是首钢大？
说起中国的广告史，镌刻着由冀暖创造的“三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厂矿企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广告；全国第一家厂矿企业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排名第一的赞助商。
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告业开始渐渐恢复，但许多人仍把做广告看作是自卖自夸。当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开始承办广告业务。暖气片厂一名派驻北京的业务员把这个消息带回厂里后，领导班子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争论要不要做广告的会议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最终达成了“豁出去扔一回钱试试”的意见。
杨振林把这名业务员叫到办公室，叮嘱他：“咱一定要做，一定把它弄成！”很快，暖气片厂的广告在两家中央级大媒体“闪亮登场”。
这次广告可谓一鸣惊人，收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效果，要求订货的信函、电报纷至沓来，有时一天达到上百件，厂里当年产品的销售量比上年翻了一番多，“扔”出去的广告费赚回了大市场。
1980年，国家基建规模压缩，导致暖气片滞销，第一季度暖气片厂积压了30多万元的产品。他们又是破天荒地花了15万元在各地做广告，加大宣传力度，5月份实现产销平衡，6月份销大于产。一年下来，利润比上年增加75万元。
1983年春节前夕，央视首次办春晚，邀请赞助单位到京商定排列名次，并明确通知各单位不做产品介绍之类的广告性宣传。
在冀县暖气片厂办公室里，干部们聚在一起商讨赴京“参战”对策。大伙儿的一致意见是，现在冀县暖气片厂的产品不是炕旮旯里的汉子，见不了大世面，更不是丑姑娘嫁不出去。在除夕夜这样的电视收看最佳时间，一般的名次、老一套的形式坚决不要！
几天后的中央电视台广告部，20多个赞助厂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名次争夺，竞价不断升高。
“八千！”
“一万！”
一些单位告退了。
“一万二！”
“一万三！”
几家财大气粗的厂家也摆出退却阵势。
就在这时，以拥有十万职工、号称全国十大企业之一的首都钢铁公司，以一锤定音的声调报了个数字：
“一万四！”
顷刻，全场哑然，主持人刚要拍板，报价者的笑声还没有消失，这时……
1983年除夕夜，全国的电视观众刚刚看完春晚联欢，余兴未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冀县暖气片厂的干部职工在鞭炮声中向全国人民拜年的喜庆场面，随后才是赞助单位的名称：冀县暖气片厂，首都钢铁公司……冀县暖气片厂这个小小的社办企业，硬是以一万五千元的标价，在与赫赫有名的首钢的较量中胜出了!
春晚结束后，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日本客商发出了“冀暖大还是首钢大？”的疑问，成为人们流传至今的谈资。
从那以后，暖气片厂的广告宣传设了专门机构，每年投入几十万元。持之以恒的广告宣传，使产品销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
1989年，冀县暖气片厂发展成为河北省乡镇企业第一名，入围全国乡镇企业500强之列，冀州镇成为“全国乡镇百颗星”之一、“河北省首批亿元镇”之一、衡水和冀县首富乡镇。1991年，杨振林所领导的冀州镇工农业总产值2.5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00多元。他连续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等崇高荣誉。
制胜之道：
产学研用一体化 唯才是举勇担当
杨振林常说，人才就是金钱，能人就是财富。为了事业，他唯才是尊，惜才胜己，舍得投入；他不顾个人得失，将众多高级技术人员揽于旗下，委以重任，给以重奖。
1985年，以刘飞雄、尹良为首的技术团队成功研发了“春风”牌稀土灰口铸铁高压散热器，成为国内首创，经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批准，荣获“银质奖章”。冀县暖气片从此畅销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
建立冀州镇胶辊厂之初，他高薪聘请橡胶行业退休高级工程师张有力任总工程师，成功研发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YJ-A型胶辊，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于1986年获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称号。1988年，杨振林开全省先例，重奖张有力10万元，此事一时轰动，甚至引起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重视。
建立冀州镇炼铁厂之初，他聘请唐山钢铁厂高级工程师郭洪发为总工程师，使这一投资3000万元的项目一举成功，所产球墨铸铁低磷、低钛、低硫，达到国家标准，形成了冀南平原既无铁矿又无煤矿而批量生产铸铁产品的“冀州现象”。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暖气片厂聘请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37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100多名高级人才作顾问。同时，还培养自己的“土人才”，并在科技方面舍得投资——1989年投入390万元，1990年投入425万元，1991年投入439万元。
靠着人才和科研的持续发力，上世纪90年代初，暖气片厂有40个产品达到或超过国内先进水平，其中，15个产品可与世界同类媲美，17个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优质产品率高达95%。
1987年秋天，美国达勒斯克公司的客商跑遍了中国上百个厂家，因为工艺复杂、质量要求高，无一敢承接其购买暖气片的合同。美国客商慕名找到了冀县暖气片厂，杨振林胸有成竹地说：“你要高质量，我有高技术，怕什么。”于是，冀暖大胆承接了美国的首批来样加工合同。
经过50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试验成功了，美方一次验收合格，对杨振林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随后，他们又以此产品为依托，投资100多万元办起了冀县出口暖气片厂。达勒斯克公司一次就与冀暖签订了购买6000吨暖气片的合同。
1988年秋，6种型号数千吨暖气片被装上远洋货轮，从天津港驶向美国，在汽笛的长鸣声中，中国出口暖气片为零的历史宣告结束。
改革创新：
质量达标是第一
产量多少排第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冀县暖气片风靡全国，许多客户千里迢迢来冀县采购；中国建筑设计院在设计的主要建筑图纸上明确标注“采用冀县的暖气片”……当时总计252项国家重点建筑工程，都是指名使用冀县暖气片。
究其原因，冀暖产品质量全国一流。
冀县暖气片厂产品质量的美誉度，正是靠不断改革创新、艰苦扎实的工作做根基的。在杨振林的领导下，厂内建有质检科，各车间建有质检组，各工序设有专职质检员。“质量达标是第一，产量多少是第二。产品再多质量不行也拿不了钱。”当时，冀暖的上上下下都有这样的共识，质量意识深入人心。
1990年6月，冀暖从待发的262万个暖气片配件中搞了次质量大抽查。结果，从5万个配件中发现了3个低于厂控标准的产品。有人说：“一不跑水，二不漏气，再说不足万分之一，过去算了。”厂领导说啥也不干：“绝对不能算了，别说3个，1个也不能放过去。我们的差错是万分之一，用户就是百分之百。”于是，全厂上下连夜加班突击，把那批配件又普遍检查了一遍，确保个个达标后才放行外发。
然而，事情并没到此结束，杨振林感觉到，在产销两旺和一片赞扬声中，有的人质量意识淡薄了。为此，又来了个“小题大作”——10多个分厂的40多名正副厂长，背着铺盖到总厂参加“学习班”，吃在总厂，睡在地板上，听创业艰难史，学习质量管理，最终形成了“谁砸了企业的牌子，企业就砸他的饭碗”的规定。
……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1992年，以冀县暖气片厂为核心，组建起了集体控股企业——春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杨振林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又踏上了荆棘遍地的创业路。
时代变迁：
放下即舍得 舍得即大德
1995年，杨振林按上级规定正式退休。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虽已退休多年，为冀州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杨振林仍被广大干部群众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在冀州区一处老旧的平房，屋内家具陈设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82岁的杨老倚坐在椅子上，戴着助听器，眼神里透出安祥。对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创业经历，他只三言两语，就一笑而过。他没保留过去的资料，也未亲手记录下过去的点滴。但是，他心里清清楚楚地记得最早去北京跑办广告的业务员叫王保兴，记得1974年的一场大风刮跑了车间的草棚子，记得为了炼铁曾带着工人去坟地里捡石头……
杨振林的老伴儿说，他是抛下了一个家，才成就了一个厂。杨老说，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想给大伙儿办点好事，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
在杨振林家简陋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字——“放下即是舍得，舍得即是大德”。自杨振林退休以后，二十多年来与老伴儿和家人相依相守、粗茶淡饭，过着宁静与简朴的生活。从当年的“春风”得意，到如今的低调淡泊，舍得的心态和包容的智慧，彰显着他豁达、通透的心境。
长长的胡同里，杨振林和老伴儿互相搀扶，慢慢踱着步子。阳光下，两位老人伫立在大门口轻轻挥手，像是对改革再扬帆的召唤，又像是对新时代追梦者的问候！
来源：衡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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