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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妖婚恋小说塑造了丰富多彩而又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很多在文学舞台上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作者赋予了他们唯美的外形、渊博的学识以及善良的品性，当然也没有忘记融入妖的本性，这组五彩斑斓的妖精群像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后世同类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连“才非干宝，雅爱搜神”的蒲松龄也从中汲取营养，《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明显带有唐代人妖婚恋小说的影子。
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没有哪种动物能像狐狸那样得到历代文人的垂青，从先秦两汉的民间传说到六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狐狸的影子。而显然狐狸并非人见人爱之物，也许正因为如此，狐狸才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狐作为最初的文化意象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按照初民“万物有灵”的观点，每一种自然事物，都有一种灵怪为其主宰，而对该灵怪的态度，就是对自然物的态度。狐也是初民崇拜的对象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六种动物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其中的貔，据《尔雅》解释，为“白狐”。人狐之恋的渊源可谓久远，在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嫦娥和涂山氏女与狐狸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将狐狸视为文化英雄，比如南美的多巴狐是为人类带来火种的动物，并帮助治疗令人恐惧的蛇妖的伤口。基督教文化的狐狸是一种恶魔类的动物。希腊、罗马传说中的狐狸则象征着鬼怪等邪恶势力。只有在东亚文化圈，狐狸与女性的关系才得到强调。……母狐（情妇）作为传统婚姻体制的反面形象出现，她的美丽与贪婪和欺骗相连，与立于社会标准之外的美丽妇女的表现相似。”
这类题材的故事至唐代成为人妖婚恋小说中篇目最多、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唐代是狐文化的第一个繁盛期，盛行狐神和天狐信仰，狐妖、狐神观念得到充分发育，狐在唐代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③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〇云：“张鷟《朝野佥载》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是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广记》载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九，是可以证矣。”
一些关于狐妖害人的故事，多沿袭前代的故事模式，与唐前小说一脉相承，并无太多新意。有化作美女魅人的，如《广异记》中的《王黯》、《上官翼》、《王苞》、《冯玠》等。《上官翼》中的狐妖化为妙龄美女，经过上官翼家门前时，被上官翼之子看见，并一见钟情，希望与她欢狎，女最初不同意，后来渐渐应允。后来，女子如期而至，并每天都来。数天后，老婢看见女子，知道是妖魅，告诉上官翼，大家千方百计地制止，没有成功。狐妖每逢吃饭时，都抢翼子的饭，翼子没有饭吃。上官翼把毒药放在饭中，狐女化为原形，被烧死。也有男狐魅惑民女的，如《广异记》中的《杨伯成》、《李元恭》、《韦明府》、《刘甲》、《长孙无忌》，《集异记》中的《徐安》等。
《韦明府》中的妖狐，自称是崔参军，至韦家求亲。韦家以礼辞之，他便迷住韦女。韦明府请道士驱妖，道士被缚。无可奈何之下，韦家只得承认他为女婿。一年后，韦的儿子也生病了，原来是妖狐的“八叔房小妹”作祟。韦母恳求妖狐，若能治好儿子的病，就把女儿永久嫁给他。于是妖狐教给韦明府一个制服女狐的方法。这方法很灵验，女狐果然被赶走了。韦家人却恩将仇报，用同样的方法驱赶妖狐，妖狐遭天曹惩罚。
《广异记·杨伯成》中的妖狐化作才貌双全的少年，自称吴南鹤，“身长七尺，容貌甚盛”，“文辩无双”，至杨伯成家求亲。杨伯成拒绝了他，狐妖大怒，辱骂杨，强入杨女闺房，迷惑住她，使她自愿嫁给狐妖。伯成让家人赶走狐妖，却反被狐妖打败。杨无奈之下，请假二十余日，皇帝得知后，让道士驱妖，都被打败。伯成一家只得还乡，并认下这个“女婿”。一日，伯成在田中遇到一个道士，道士自称是天仙，奉天帝之命来捉拿狐妖。道士写了一道符，让小奴拿到狐妖面前，狐化为原形。道士用小杖打狐妖一百下，遵天帝命没杀他，带他升天了。伯成举家欢庆，其女清醒，根本不记得为狐所魅之事。
《广异记·长孙无忌》述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美人被名叫“王八”的狐妖所惑。 唐代人妖婚恋小说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塑造了一批美丽、善良的狐女形象。在一些作品中，狐不再是惑人的妖孽，而是近乎完美的女性的形象，其中也寄托了文人们对美满婚姻爱情的理想。如《任氏传》，任氏貌美，“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10/452/3692），并且精神可嘉，她忠于爱情，言行如一，拒绝富家子弟韦崟的强暴，后来被迫随所爱之人郑六赴任，途中被猎犬咬死。作者给予她极高的评价：“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殉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
《宣室志·计真》一文则状人、狐之深情厚义至为感人：计真因与友人酣饮，归途中醉入李外郎别墅，为其挽留二日，饮宴欢谈，甚是相得。后计真西游长安，李外郎又托人致意，欲与之缔结姻好。真遂婚娶，携妻东归。此后二十年中，夫妻恩爱，生养七子二女。其妻容貌不衰，然一旦被疾不治，临终乃以真相告其夫：
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唏嘘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感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权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敢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
《传奇·姚坤》（10/454/3710）则塑造了一个为报恩以身相许的狐女形象：“有女人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 《广异记·贺兰进明》（10/45/3684）中的狐女为夫家偷镜，被主人击杀。 一些作品反映了世间百态，乃讽世之作。《任氏传》言“虽今妇人有不如者”，以狐比人，得出人不如狐的结论，反映了当时一些妇人不守妇德。
《三水小牍·张直方》（10/455/3713-3716）以狐兔等野兽畏惧张直方等人狩猎，影射中唐以后藩镇势力对民间的骚扰，以猎者喻藩镇统治者，以群兽喻百姓，民间对藩镇势力的恐惧犹如狐兔对打猎者的恐惧，极为形象。小说虽然是写狐狸嫁人，却将情丝化为针刺，直刺封建官僚：儒生王知古投靠无恶不作的将军张直方，跟随他上山打猎，因天寒，张直方把下等人穿的短袍给王知古套在里面御寒；王知古迷路，夜宿“崔中丞庄”，女主人看中了王知古，把女儿嫁给他，当夜成亲；当更衣换吉服时，狐保姆发现王知古内着短袍，便以嘲笑的口吻问他：你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还穿短袍？王以实相告；保姆追问他跟谁出游，王刚说出张直方的名字，那保姆便“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大声呼叫：夫人选错了人，他原来是张直方一伙的；夫人则大声吩咐“火速逐出”，婢子、小竖子们一齐动手，把王知古掷于中庭，狼狈逃窜而去。
而《广异记·李黁》（10/451/3689-3690）中的狐女更为性格鲜明，不仅秀外慧中：“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色特究其妙”，还爱子笃深，狐女死后，儿子被继母萧氏虐待，狐魂夜至李家，怒斥李黁夫妇，警告他们不准再施辱骂，且必须把儿子取回来，否则“必将为君之患！”这里多少映射了后妻虐待前妻子女的社会生活气息。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反映社会政治主题的比较少，这是比较有深意，也是比较优秀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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