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为什么能成为莫言的成名作？魅力在于叙述视角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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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传统小说一般采用三种叙述视角：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

1.全知视角，即叙述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场景等都在其调度之中，这类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也常常被称为上帝视角。

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中所说：“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的旁边，就像一个演讲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这种“讲解”可以超越一切，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他全都知晓。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故事和讲述。”

2.内视角，即叙述者作为小说人物之一参与到故事发展当中，只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般采用第一人称形式进行叙述。这种内视角等于人物，它抛却了上帝的全知视角，转而用局部视角，适当地拉开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内视角又可以分为主人公视角和见证人视角。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的“我”，就是主人公视角，是主人公王二写自己的知青经历。这种主人公视角，让我们有亲切感和真实感，会不自觉地与作者产生共鸣，甚至会把主人公幻想为自我。所以，这种视角，亲切之余，也容易让我们掉入主人公的陷阱。

见证人视角，一般不担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通常是线索人物，起到见证、追寻的效果。比如，《红高粱》里的“我”，并不是主人公，而是历史的追寻者，通过“我”对家族历史的挖掘，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惊心动地的历史。这种视角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性，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其中。

3.外视角，即叙述者客观地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这种视角是对全知视角的反拨，一般是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任何一个人物的言行背后的意义和动机。

比如说，方方的代表作《风景》，就采用了外视角，用的是一个死去孩子的视角来讲述发生在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身上的故事，我们通过孩子的视角看他们的行为，就像是看一出戏，无法参与其中，只能置身事外。

谈完基本的叙述视角的知识，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红高粱》能够成为莫言的成名作呢？这与小说中独特的叙述视角是分不开的。

就连莫言都曾不无得意地说：“如果《红高粱》没有这种独特的人称叙述视角的话，写出来就会是一部四平八稳，毫无新意的小说”。

由此可见叙述视角对小说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在《红高粱》中，莫言在叙述视角上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在创造出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第一人称全知视角，还实现了叙述视角的越界。

下面，我们从复合型人称视角、叙述视角的越界、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边缘化及儿童视角四方面对《红高粱》的叙述视角艺术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复合型人称视角

莫言曾说：“《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来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中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爷爷”“我奶奶”，既是第一人称又是全知视角，这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的多开阔的多”。

从这一段自我评价中， 我们可以看出让莫言洋洋得意的“我奶奶”“我爷爷”视角，就是我们要说的复合型人称视角，即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

从人称的叙事功能上看，“我爷爷”“我奶奶”这一类复合型人称视角既有第一人称的亲切性，同时又有除去第一人称“我”之后的“爷爷”“奶奶”的全知视角的特性。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看到历史的全貌，也能将自身代入到“我”当中，拉近了与“我”距离，也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与历史的距离。

比如，在写“我奶奶”临死前的幻觉：

奶奶欣慰地微笑着，看着湛蓝的、深不可测的天空，看着宽容温暖的、慈母般的高粱。奶奶的脑海里，出现了一条绿油油的缀满小白花的小路，在这条小路上，奶奶骑着小毛驴，悠闲地行走，高粱深处，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顿喉高歌，声越高粱。奶奶循声而去，脚踩高粱梢头，像腾着一片绿云……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奶奶的行为动作，还能了解奶奶的内心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仿佛对奶奶临死的场景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好像跟我们息息相关，好像我们就在奶奶身边似的。但其实，“我”并未参与这段历史。

因此，这种复合型人称视角，形成了叙述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的间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交错。可以说，读起来有种若即若离，又近又远的感觉。说近，是因为与“我”有关，是“我”的爷爷奶奶；说远，是因为与“我”无关，说的是爷爷奶奶。

所以，作者在小说中采用的兼具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爷爷”“奶奶”“父亲”的全知视角的叙述功能，既可以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产生浓烈的亲切感和抒情性，又可以借用全知视角自由出入人物内心，达到小说抒情自由、言论自由和叙述自由。

二、叙述视角的越界

什么是越界叙述？

越界叙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叙述视角模式的习惯性、固定性使用带来的陈旧感和局限性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叙述视角的越界产生的新视角，它在选择越界点与越界幅度时完全因叙述者的需要而灵活处理，因此它可以兼具几种叙述视角的优点，从而能够传达出某一种单一的叙述视角所难以传达的新体验和新感觉，完成作者的情感诉求和叙事目的。——李红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作者就巧妙地运用了叙述视角的越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零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叙事的结合。

简单来说，零聚焦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全知视角；内聚焦就是内视角；外聚焦就是外视角。而越界叙述，就是作者在写小说时，多种聚焦叙述来回变换，不局限于一种视角模式。这在《红高粱》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小说中的“我”，很明显就是外聚焦视角，因为“我是”：

“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大量的调查……”

因此，我不是故事主人公，我也没有参与其中，我只是听别人讲起，我是故事之外的旁观者。所以，我讲述的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访问来的，查阅历史知道的。

这种身份，就让“我”所讲述的故事尽管是上帝的全知视角，但具有很大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再比如，小说中的内聚焦视角集中体现在“我父亲”豆官的身上，“我父亲”豆官既是故事的局部见证者，也是故事人物之一。他看到了一些事，但没有看到全部。

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在胶东公路伏击战这一事件中，读者对胶东公路伏击战的认识和体验都是通过“我父亲”豆官的所见所闻所感而体现的，很多事情，豆官是不懂的，所以我们的情感体验和认知也是有局限的。这是因为作为内聚焦的父亲豆官的认知和体验是有限的。

但是正因为豆官的视野有限，认知经验有限，才让我们读者有更强烈的探索欲。

最后，零聚焦视角在小说中是不胜枚举的，比如说“我奶奶”死前的丰富的心理活动即是一种零聚焦视角的存在，显然除了“我奶奶”之外，是没有人能够了解她死前心理活动的，“我”更是不可能了解。但作者在此次采用零聚焦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活脱脱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立体的富有生命野性的女人形象，这是内聚焦视角和外聚焦视角所不具备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叙述视角的越界能够弥补单一叙述视角的局限，同时，叙述视角的调整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除此之外，有时候作者为了凸显事物的原貌，还会采用多重视角，这些叙述视角的转换则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内涵。

三、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及视角回避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作者有意弱化第一人称的叙事，也就是第一人称叙事边缘化，并且对某些视角刻意回避，从而让作品达到不一样的魅力。

众所周知，在一般传统小说中，第一人称小说都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在《红高粱》中，这些故事跟“我”没关系，“我”只是象征性地参与故事——讲述故事，仅此而已。“我”的边缘化存在有利于讲述故事和发表评论，因为“我不是”故事的参与者，所以“我”的讲述和评论具有很大的客观性。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参与，“我”就可以随时在故事里出离，进进出出，这就可以使读者能够从故事中抽离出来。

除此之外，小说中也存在着视角回避的情况。

在《红高粱》中，视角的承担者有叙述者“我”、“我奶奶”“罗汉大爷”“我父亲”，但始终没有我爷爷。在作品中，“我爷爷”的形象非常丰满，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草莽英雄。但他的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依附在他者视角上的，因此作品中对“我爷爷”的心理活动只字不提，即便是面对“我奶奶”的死去，作者也没有将视角放在“我爷爷”身上，只是写道：

“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

以此来体现爷爷内心不擅言明的情感波澜和内心无限悲痛。

小说采用这种视角回避，无形中使得读者获得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同时也符合作者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既有一种英雄可畏之情，但也暗含了英雄远去不可亲近不可再现的种的退化感。

四、儿童视角

所谓儿童视角，就是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述视角。

纵观莫言的所有作品，他是非常喜欢用儿童视角的，比如《黑孩》。相较于成人视角来说，因为儿童幼稚、不成熟、没有被社会同化，因此他的视角会更原汁原味，更能还原生活的质感，也更能接近本真状态。

比如，儿童往往是注重感官体验的，因此在描写惨烈的胶东公路伏击战时，作者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视觉形象以及听觉感受等等。

太阳一竿子高了，雪白的核心外还镶着一圈浅淡的红。河水亮晶晶的，一群野鸭子从高粱上空飞来。盘旋三个圈，大部分斜刺里扑到河滩的草丛中，小部分落到河里，随着河水漂流。河水中的野鸭子身体稳住不动，只把灵活的头颈转来转去。父亲身上暖洋洋的。

再比如，“我父亲”亲眼看到了“我奶奶”的死亡，但孩子眼里的死亡是这样写的：

父亲眼见着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开两个洞。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一头栽倒，扁担落地，压在她的背上。两笆斗拤饼，一笆斗滚到堤南，一笆斗滚到堤北。那些雪白的大饼，葱绿的大葱，揉碎的鸡蛋，散在绿草茵茵的草坡上。

“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这句话就是孩子最直观的感受，在第一时间，并没有掺杂成年人的痛感。这种略显迟钝的感觉，却恰恰让我们读者感到最深切的疼痛。

这就是儿童视角的魅力。

当然，儿童视角除了能够还原本真外，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性，因为儿童对世界的看法停留在感官层面上，具有肤浅性，因此莫言在处理儿童视角时，又融合了成人视角的存在，对其儿童视角进行补充。

综上，我们看出，莫言的《红高粱》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魅力，其叙述视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丰富了小说的美学内涵，形成了新的意义作用和精神结构。

参考文献

莫言《红高粱》

李红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

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

罗钢《叙事学导论》

胡亚敏《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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