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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师的生命,是从他被人说“不配做教师”时开始枯萎的。
2020年 春
今年的春节,我回了老家。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我所在的这个边陲小镇也变得人人自危,口罩成了稀罕物,我连跑了5个药店愣是一只都没找着。一天晚上母亲接了个电话,突然神色飞扬起来,“真的啊?你那里有口罩啊,我让小菲去拿,明天就去。”
挂掉电话,母亲开始忙碌起来。糖果饼干,家里晒的鱼干腊肉,树上刚摘下来的新鲜橙子,装了满满一大袋。她嘴里还不断嘟囔着,“吃的用的,估计他都缺。他这人犟,从不肯开口求人,这种时候了想到的还是帮我们,唉……”
话里话外,我已经猜出了刚和母亲通电话的人是谁。
“严老师……还是住在田边那小屋吗?”我诧异地问。
“是啊,就没怎么出来过,宅里边十几二十年了。”母亲说,“去年他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大家都劝他去住,他偏不肯。”
“他现在还是不愿跟人多说话吗?”距离我上次回老家已经三年,我很久没见过他。
“不说。”母亲说,“那件事对他来说,大概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了,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
田埂边的小屋子
第二天一早,我拿上母亲准备的年货,再拎上家里的一瓶酒,绕过村边的田埂,到达严老师住的小屋。
这屋子是严老师自建的,从外表看就十分简陋。房子的旁边是一个“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用石头搭起来的简易灶台,为了避雨,再搭了个塑料棚架子。屋子里的摆设也很少,一张床一张桌一张椅,唯一的娱乐设备就是一台电视。
见到我来,严老师并没有太惊讶的表情,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小包口罩递给我,然后再无话语,只直愣愣看着我,好像在问我为什么还不走似的。
我有点尴尬,没话找话,“严老……严叔你不需要口罩吗?这些全部给我们?”我记起严老师不喜欢别人再叫他老师,及时改了口。
“我一个人,要什么口罩。”
见到我手里提的东西,严老师似乎想起要给我点回礼,于是从门后处操起一把镰刀,径直走到屋前的那片菜地,“刷刷”地割起菜来。
我在他身后,仔细看着他。
他的头发已经很白了,胡子茬乱糟糟的,好像已经很久没打理过。他的脸和皮肤都已经变得黝黑,干起农活来又快又狠,和我周围的庄稼人没有哪里不一样。
总之,我没法把眼前这张脸和“教师”这个身份联系起来。
把拿来的年货放好,我给严老师满上一杯酒。他见到酒,难得地咧开嘴笑了一下,“好多年没喝这玩意儿了。上次去赶集,应该是半年前了吧,买过一壶。”
“严叔,你有没想过换个环境?其实事情过去好多年了。”趁着他心情好,我小心翼翼地提起。
“过不去的,在我这。”严叔抿了一口酒,用手重重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我再不敢多说。
1999年冬
关于严老师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写得一手好字。以前每年春节,他都会在镇上的集市摆摊卖春联。
那时候镇上少有人懂书法,父母把严老师的春联买回来是越看越喜欢,没过几天就拎着两袋水果到严老师家里去,让他收我和哥哥为徒。
严老师推脱了好久,大概是看我和哥哥还算乖巧,勉为其难地遂了我父母的意。从那时起,每天晚上一放学我和哥哥就往严老师那里跑。严老师的正职是我们小学里的语文老师,教我们书法的同时还顺带辅导了功课,没多久,我和哥哥的成绩稳步上升,父亲母亲都开心得不行,对严老师自然也是心存感恩。
我们与严老师一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逢年过节礼尚往来必不可少,严老师家的橱柜里常年备着我和哥哥的两双碗筷,师母常常和他打趣说:“哪有人辅导学生跟养孩子似的?”严老师只笑不语,日复一日地教我们读书写字,从无半点懈怠与厌烦。
1999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事。
开始我是完全不知情的,只记得有天晚上父亲母亲吃完晚饭后一直在悄悄说着什么,眉头一直皱着,似乎在为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焦灼。第二天一早,母亲对我和哥哥说:“今天开始,你们就别去严老师那里学写字了。”
“为什么啊?”我们问。
“严老师家里出了事,我们不能去打扰他的。”母亲说。
以前邻居家老奶奶去世,母亲也这么嘱咐过我们,人家家里遇上了伤心事。我点头,只盼着时间快点过去,我能再去严老师那里读书写字。
没过几天,事情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母亲不想让我知道,可她怎么堵得住这镇上每一个人的口呢?
我听人说,严老师被班里一个女生举报了,说严老师“非礼”了她。
时间是带不走所有的
镇上有人看似关心,实则不怀好意地问过我:“小菲,你去那姓严的家里学习,他有没有对你不礼貌过啊?”
我总是恶狠狠地瞪回去,“没有,没有,没有!”
我偷偷去严老师家里看过他,他家的大门紧闭着,我是从后门进去的。师母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她抱着我说,“小菲,你严老师没有做那样的事,那女生不做作业,他把她留堂在办公室里完成作业而已啊。没有人信,没有人信呐!”
人们不会相信一个小学女生会说谎。
一个男教师,一个女学生,一个小井这么大的小镇,哪怕只是流言蜚语,也会要了一个人的命。
严老师被免了职。事实上就算不被免职,他也不会再踏上讲台了。一个教师的生命,是从他被人说“不配做教师”时开始枯萎的。
开始的两年,严老师还偶尔出下门。后来,师母禁不住出门就被指指点点,就和孩子搬到了县城。严老师摘下眼镜,脱下白衬衫,接受了自己不再是教师的事实。一旦有人叫他“严老师”,他就大吼大叫,“我不是老师,别叫我老师!”
有人说,他疯了。
严老师自己建了一个小屋子在村边上,妻子孩子每年回来看他两次,其余时候,他都一个人宅在这个方寸小屋,不问世事,自给自足。
当年的女生如今早已长大成人。问及那年的事情时,她笑着说,
“那时候的事哪记得那么清楚啊?我就记得他给我留堂还用戒尺打我手心,疼死我了。”
再凶猛的,我不也见过了
假期结束,我离家去广州那天,严老师在村口拦下了我的车。
“自己晒的花生,那天忘给你了。”严老师微微笑着,把一麻袋花生放进我的车后箱。又变戏法似的拿出5只口罩递给我,“村委会那天来了人又给派发了几个,我用不着,你拿去。”
“严老师,还是你留着吧,这病毒凶猛着呢。”我说。
严老师淡然地拒绝了,“再凶猛的,我不也见过了么。”
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只好叮嘱他注意身体,明年我还回来看他。
村口人来人往,见严老师出现在这里,免不了投来诧异的眼光。他便伸手扯了扯帽子低下自己的头,“好几年了,一直没找着机会。当年,也只有小菲你为我说点话,严叔谢谢你啊。”
我霎时红了眼眶,“严叔,我一直都信你的。你听我一句劝,去城里一家团聚,你这样太孤单了。”
他摇头,连连摆手催我上车,
“二十年了,我在哪里都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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