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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东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12汶川大地震”，根据地震局数据里氏震级达8.0Ms，瞬息波及大半个中国。
生灵之殇，山川永纪。
而绝大多数人是从新闻报道或网络讨论中了解大地震的；当然，也包括通过身边亲戚、同学或朋友的讲述。汶川地震由此塑造了一种集体记忆，即便你不是经历者，也可能参与了情绪共鸣或问题反思，甚至以“2008年地震前”和“地震后”作为时间刻度。
当年，八零后已经在关注社会公共话题，许多九零后还在中小学，最大的零零后也才刚上小学。如今汶川地震转眼已十年，我们是怎样感知、想象或反思汶川地震的？
八九零来到草坪第2期的交谈起于这里。
需要一提的是，两位八零后嘉宾都与汶川地震结下缘。蒋海松当年在读博期间就去往四川，是灾区志愿者，至今与当地的孩子保持书信交流。张天潘当年在读硕期间就撰文参与关于汶川地震的评论，自此长期关注公益，毕业后成为一位媒体评论员，而交谈前，他已经到达四川灾后重建地区进行重访。
九零后嘉宾袁满来自四川，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前段时间，他还回四川参加了一场关于灾后重建的公益研讨会。主持人也来自四川。
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
主持：
罗东，副刊书评编辑，“八九零来到草坪”发起人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罗东：转眼间已过十年。2008年，八零后已经在关注社会公共话题，许多九零后还在中小学，最大的零零后也刚上小学。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给八零后和九零后嘉宾的，你们还记得当时自己在做什么吗？
蒋海松80后：地震那时，我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读博士。重庆与四川相邻，震感强烈。地震那时，我正在图书馆，突然剧烈晃动，我们也惊慌逃出，但只是以为是图书馆年久失修，几分钟后，大家发现信号中断，所有地方都有人惊慌逃出，然后有人预测可能地震了，但开始没有人知道是哪里地震了。
张天潘80后：记得那天下午，我还在读研究生时候的大学宿舍里，记得当时是在看书。但突然间很多人在反应说四川大地震了，尤其是同学里面有四川人的，她更是焦虑，所幸她家不是灾区的，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地震当时我也觉得很震惊，但完全没有意识到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后果。于是只是简单的关心了一下地震的一些新闻而已。到第二天才发现原来是如此的后果严重，于是就捐了一些款。同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QQ群等在传播各种不时的地震消息，我很多时间就是在这些群里跟大家做辟谣，然后提供一些更好的真正的渠道，让大家不要上当受骗，被一些道德败坏之人发了国难财。
袁满90后：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当时快要中考了。学校在县城里，最顶楼，先是听见声音，轰隆隆隆，以为头顶是一架直升机。然后是晃动，以为直升机停在了楼顶，把楼房都摇晃起来了。突然之间有同学说是地震。我们都很怕，老师指挥大家躲在桌子下。但是桌子根本挡不住掉下来的书本、杯子，都砸在了背上。然后第一次地震停止了，我和同学老师们匆忙跑下楼。
那晚我在县城的广场待了一晚，后来下雨了。联系不上家里。家就在龙门山上，都江堰与我在的镇子由山相连着。我听同学说都江堰有的学校整个塌下来了。我就很害怕。第二天联系上在临近城市的父亲，我们打车到了交通管制的地方，然后徒步往家里走。那时候就已经有军区的大车拉着救援部队和军人往山区开了。
吴泊静90后：我当时高二，在上历史课，而且刚好老师讲到张衡的地动仪只能判别地震方位，不能预测地震，大家千万不要记错。于是就开始地动山摇了。历史老师非常有责任感地组织同学们有序去操场，我们班级在一楼，所以还比较方便。
罗东：苏岩、昭阳，你们在2008年，还分别刚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对吧？你们都来自广东，当时是怎样知道汶川大地震的，还有印象吗？
苏岩00后：08年，我在广东，对于大地震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当时是在上一年级。大地震发生的那天下午，小学在组织学生欢庆奥运，每个人都要拿着火炬模型，穿着运动服在校门口拍照。那天晚上回到家，饭桌上爸爸妈妈惊慌地说起地震的消息，当时对于什么是地震没有概念，只模糊地记得奥运即将到来的欢乐喜庆气氛被冲淡了很多。
刘昭阳00后：依稀记得是在教室里趴在桌子上，突然感到了阵阵隐秘的晃动，大地在动，地球在动，不过是十分微弱的，似乎是细心感受大地传来的能量才能有所感觉，但是我没有向同学们表达我的感受，因为那震动太隐秘了，持续时间短暂，我以为是幻觉，怕被同学们否定然后耻笑，老师也没有表达什么。回家后母亲就对我说地震啦，电视都在播报。记忆都是模糊的。
罗东：记忆最深的，还是八零后和九零后。其中袁满兄还是亲历者。现在回头来看那一场地震，对你们个人有产生影响吗？
蒋海松80后：影响终生，经历、心境、朋友圈都随之改变。地震打破了我原来相对静态的博士求学生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自己的学校，去到灾情最悲惨的北川等地奔走，做支教和助学赈灾，那时人生中最忙碌但最值得的一段回忆，更切身感受了地震带来人们生活的改变。
张天潘80后：这个地震发生确实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在随后我是正式地在《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灾后重建的一个评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表在中国主流的报纸上的一篇评论，也奠定了我继续撰写评论，立志从事评论担任评论员一个很强的信心。这篇评论叫《安置灾民不妨试行异地招工》，文章刊发后被很多网站转载，在重要位置呈现。现在回想，汶川地震对于我，确实一个人生的重要节点。
袁满90后：地震对我的影响方方面面。第一是，我个人算是很幸运的，出生长大的镇子在极重灾的市区的路的尽头，再往里就是原始森林了。但是我亲近的家人都没有遭受很严重的创伤。现在回过来看，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也越来越珍惜我自己的家庭环境。
吴泊静90后：汶川地震对我来说的影响其实大多是地震之外的，大家先发言。
袁满90后：另一个影响是，地震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国家非常强大的一面，从救灾到援建，那是我对整个国家的认同感非常非常高的一段时间。再后来奥运会开幕式升旗的时候，我在外婆家，我们一家人看升旗仪式，所有人都在电视面前哭了。当时我觉得非常自豪，祖国太强大了。
▌“国家动员”与“民间自发”：两支救灾力量，与两种叙事
罗东：袁满兄刚才说到国家认同感，我也是那一场地震的亲历者，当时和你的感受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八年不平凡，国家动员能力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一次高度展示。同为九零后的吴泊静的感受怎样？
吴泊静90后：当时我们去操场上避难 也知道是发地震了，但实话实说，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想到什么灾区群众和地震有多么可怕，而是本能的想到接下来一两节课应该是不用上了，可以多放会儿羊，有些小小的窃喜。知道后来信号联通，开始看到新闻和网络报道。
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晚上都会在教室收看灾区新闻，每个同学的脸上都挂着泪珠。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家国责任感和同胞情，才开始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而不再是教科书宣传了。同时也为自己生在一个伟大又有凝聚力的的国家感到自豪。
当时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天佑中华的字样，甚至学校门口小餐馆的老板都会挂出这样的横幅。仿佛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股爱国情，而且不仅仅是口号。国家的概念清晰地变成了一张张灾后重建的画面，和灾区群众的脸。
罗东：苏岩和昭阳，你们现在有感受到国家强大的时刻吗？
苏岩00后：随着年岁增长，当然有所体会。从15年大阅兵，泱泱大国盛世奇观，到面对外交冲突，说出“勿谓言之不预也”。诸如地震此类灾难来临，人们日益强大的凝聚力，也能反应出祖国的强大。当然，还有发达的交通网络，还有平整的公路，还有干净的街道，以小见大可以明白许多。
刘昭阳00后：有。国家越来越强大，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地铁网越来越密集，盛会越办越多，歌功颂德的诗歌篇章屡见不鲜
罗东：除了国家动员之外，还有另外一支来自社会自治的力量，或换句话说，是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民间自发力量。蒋张两位老师，你们在当年已经是博士生、硕士生，一个组建了志愿者团队，一个在媒体发表评论参与公共讨论，你们可以就此谈谈。
蒋海松80后：地震让我有机会自己组建了一个公益组织赈灾和助学，自主尝试了志愿者实践，接触了灾后真实生活。算我第一次真正的社会实践。当时很多人说这场地震是我们80后集体成年礼，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对我更大的改变，以前的社会参与，我只知道国家叙事集体参与，比如学校统一募捐，而这次是我们自主做志愿者，战友们多是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年轻人自主的强大力量。
张天潘80后：蒋海松兄说到当时80后的话题，我特别有感触和观察。
蒋海松80后：地震后，一两天校园里喧闹着余震的恐慌。我当时兼在重庆华岩寺做义工，这个寺院很传奇，是佛教界地震后第一家进入北川核心震区的寺院 ，寺院的方丈道坚法师出家前就是北川陈家坝人，寺院本身做公益很有基础，法师也有家乡牵挂，全寺工作全部围绕赈灾进行。我是寺报主编和义工教育组负责人，这样，也有机会走入了赈灾一线。积累了经验之后，我也算自主单干，自己打出了一个春风助学的旗号
张天潘80后：纯粹民间的壹基金的异军突起，就是最典型。在之前的公益慈善领域，主导的都是政府或官办公益机构，民间基本上没有存在感。
蒋海松80后：是的，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开始是奥运志愿者，但这还是国家叙事的，然后地震中，是真正的志愿者崛起了，当时韩寒等许多著名80后都成为志愿者典范。
张天潘80后：然后，很多参与地震救援的志愿者，在感情的驱动下，很多都成立或加入的NGO，所以，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
罗东：现在的你们，一个在高校教书，一个在媒体做评论，我和你们接触知道你们此后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公益。当时的公益自信，后来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变化？现在的心境和当时一样吗？
张天潘80后：这十年看，中国的公益确实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点我是很有信心的，不管是从组织规模、专业能力、志愿者数量、捐赠数额等等几个指标，都是每年在增长的。可以说，中国很多的公益人都是在汶川地震的洗礼下成长的。
蒋海松80后：应该说，心态是自信与忧虑兼有。现在做公益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更好了，特别是网络技术空前发展。制度上，慈善类的社会组织不用找挂靠单位，直接去民政局注册即可，这是很大的制度进步。但另一方面，感觉现在泥沙俱下，欲望汹涌，没那么单纯。而且，某些制度性限制也在增强，比如对境外公益组织的不信任，对宗教类公益组织的不信任，也在增强。
张天潘80后：在某个具体的节点，确实公益会有些失望，但放到10年的时段来看，确实可以给自己很多信心。
袁满90后：我也补充一下我和公益组织的接触。08年7月的时候，已经暑假了，我和哥哥在姑姑家搭建的临时避灾棚里玩，那时候用电不稳定，更没有电视、网络。后来有两个穿着一样颜色衣服的大学生走过姑姑家，看见我们俩，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当志愿者。我和哥哥觉得在家里也很无聊，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大约四百米外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大学生支农队”的志愿者
这些大学生组织我们当地的高中、初中生一起，完善了那个“据点”的基础设施，如用废砖铺出平整的地面、建设一个小型图书帐篷……也一起照看被乡邻送来的学前班、小学的孩子，以便乡邻们能去处理如房屋/救灾棚加固、务农等事务。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志愿者组织。
在和志愿者组织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他们非常热情、善良，无私做了很多志愿行动，还协助解决了一些争端。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参加工作之前，我对公益组织都局限于“发善心做好事”这样的认识上。再后来加入工作，接触了很多公益组织，其中一些经过数年的发展，越来越专业，自己也学习了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或概念。我才慢慢的理解了公益组织的运作方法和社会意义，以及其对社会资本的积累。才慢慢明白公益组织的工作对于政府行政管理的补充、纠正等效用。
罗东：袁满兄你后来上大学，可能被同学问过地震经历。你现在还记得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的是什么吗？
袁满90后：一类同学会比较关心我的家庭在地震中有怎样的损失。另一类同学会问我关于诸如校园豆腐渣工程这类问题，他们想从我这里了解我身边的校园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情况）。
罗东：张老师，袁满兄回答的“同学最关心的问题”，据你了解，是不是也是当时社会公众、媒体关心的问题
张天潘80后：当时大量学生死亡的问题，确实是传播正能量之外，社会最大的质疑，还产生了很多敏感性话题和事件。
袁满90后：地震之后，又发生了诸如完善遇难学生名录、追责校园豆腐渣工程等事情，以及对于这些事情的稳定政策。我自己也进入高中，阅读的视野慢慢打开，开始慢慢能区分政府、民族、国家等等概念。渐渐的，我发现国家强大的另一面，还有非常痛苦的挣扎，有的人入狱，有的群体被噤声，有的话题和言论被严格控制。我对我身处的社会或时代有了更矛盾的情感和看法。
▌自发捐款与集体叙事：当年的经历，与现在的理解
罗东：接下来问大家一个共同的问题，当年你们刚好对应求学的三个阶段，大学（硕博）、中学、小学。学校有发起捐款吗？
蒋海松80后：捐款肯定都有，有学校和班级统一组织的，也有通过民间组织的，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知道了追问捐款的情况和民间组织募捐的春天来了。我影响还很深的是，我们之前援助的一个白血病女孩，她也去捐了一万元。说，我捐不了血，就多捐点钱吧。我想起就流泪，后来这位女孩去世了。
张天潘80后：我当时和同学们第一时间给给壹基金捐款的，因为那是我们也不太相信官办的组织。但后来又被学校号召捐给学院，就不知道善款往哪个渠道走了。
吴泊静90后：有的，不仅学校发起捐款，父母单位，团委组织之类的都有发起捐款。而这也是第一次我意识到“该不该捐款”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有个很热门的讨论，就是国家应该是有赈灾基金的，这是国家职能，并不需要老百姓掏腰包。
袁满90后：因为我所在的彭州市，市区没有很严重的损害，但是其管辖的处于山区的几个乡镇损失很大。中学老师也会组织捐款（尽管我们市是10个极重灾区之一），会说“xx镇xx镇xx镇等灾区的同学不用捐款”，会再次做划分。
刘昭阳00后：有。自愿捐款吧，实际上同学们（的父母）都在（代表自己的孩子）争先恐后表达自己的爱心，这捐款竟也变成了一个确认彼此的阶级与爱心的竞赛。我们排队把钱塞到募捐箱里，又或者是把钱给老师代为募捐，但总之谁谁谁的捐款数额都有表交由班长或老师指定的人统计，防止我们把父母给的捐款用钱当零花钱买零食去了。那时我家境还算富裕，我爸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当他从老师那得知我捐款数额之后，立马有些生气，便追加了一百元的捐款。我是在乡村小学，一百元的捐款在当时已经是最大数目的了。
苏岩00后：有的，和昭阳不一样，我的小学在深圳市中心，大地震后学校有组织捐款，捐款数额大，从几百到几千不等。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老师会把捐款数目统计好然后在班里给同学传阅，奖励捐款最多的同学文具、本子。
罗东：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跟现在的苏岩一样读高二。第一次知道了“网络暴力”。地震第七天是“全国哀悼日”。这一场哀悼持续了三天（5月19日—21日），全国范围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期间出现一个女生，她在网吧玩不了游戏很愤慨，于是现场录制了一段包含“全四川人都该死光”等字眼的辱骂视频。结果遭到海内外疯狂的攻击。有人甚至提着刀站在她家门外拍照片。我当时用手机上网，在百度贴吧看到这一切，是这一场攻击的支持者。当时并无觉得不妥。这么些年过去了，两位八零后嘉宾，你们当时是怎么看的？同时问你们，还有其他四位嘉宾，如果是事后的现在，会持怎样的看法？
张天潘80后：同时有地震引发的话题，太多了。除了罗兄说的这个女生的，更大的讨论应该是“范跑跑”、逼捐等话题。当时社会由于悲痛，产生一股强烈的凝聚力，同时也产生了很强的道德诉求，似乎不关心地震，不关注灾区就是不道德的。范跑跑的选择，直到现在，大家才能够真正理解。
蒋海松80后：我们公益活动经常请一些灾区师生过来，常见的都是悲情叙事，渲染那种苦难，这也是我们媒体常见的套路。但有一次，北川来的一位女老师带着她女儿，一直很淡定的微笑，表演完节目后，老师说我跟女儿说你到哪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是哭哭滴滴的，是阳光灿烂的，让大家知道灾区不是只有眼泪，而是有更多的微笑。这段话让我特别感动。
袁满90后：“全国哀悼日”的那一天，我在成都青白江区，电视里正在播放各地鸣笛默哀，窗外也是非常嘈杂的车鸣声（鸣笛默哀），屋子里的叔叔阿姨都在默哀，我一个哥哥在电脑室里玩游戏。其实他也是受灾群众。那一次，我一个阿姨还教训了他。我心里也觉得这样不好。
至于到地震后的第二年，高中语文老师在第二年的5月12日14:28组织班上的同学默哀，我想起地震时候的一些事情，也哭了。教室外有一个其他班的男生在踢足球，有点吵。我当时会觉得那个男生的举动不好，不懂得尊重。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现在觉得默哀与否其实是很私人的事情，我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人为“我”或者“我们”遭遇的事情表达哀痛或同情，如果我希望，我只能是尽自己的能力去感染对方，而不是去要求对方。
吴泊静90后：我当时还有个同学组织大家去参加祈祷活动，烧纸钱放鞭炮什么的，有一批同学默默跟随，也有一批同学严厉批评。其实现在想来，这些现象的产生也促进了社会进步。起码现在大家对于跟自己不同的个体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了。
苏岩00后：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利用网络暴力“替天行道”。舆论是有道德责任的，但是今天网络、媒体这么发达，很多新闻事件被片面、错误解读，再加上很多超出我们个人常识和承受能力的事也被曝光在网络上，为人所知。而此时基于以往经验的道德标准就不足以判断事情的对错了。例如“范跑跑”事件，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想必很难理解一个人蕴含在基因里的求生本能。
刘昭阳00后：关于范跑跑事件以及其他，那个时候的网民似乎都成了道德主义者，以极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对没有达到其要求的人口诛笔伐，乃至动之以语言暴力，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却从来都是双重标准的，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利己主义的，对他人的要求却是道德主义的。我并不是在批评道德主义，而是在批评那些表里不一的持双重标准的伪道德主义者。他们似乎从语言暴力中收获了成为法官和审判者的乐趣。是呀，谁不想审判别人呢？就连我在做着这些批评的时候，我也是在审判别人。但我没有用语言暴力，我还可以以此为我辩护。
蒋海松80后：我感动那些悲情叙事，也理解集体叙事，但也觉得要宽容范跑跑一类的言论。
张天潘80后：当时的舆论环境是很不一样的，记得这次去灾区考察的时候，还有人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当时在大量的传播和宣传某个老师因为救助学生牺牲被埋的事迹，这个传播之后，结果都造成了，当地很多其他的老师被道德所绑架，那些就觉得自责为什么我没有救下学生，甚至一些家长跑到这个老师家里质问为什么没有救下他的孩子的问题。
▌灾后重建：高速前进的城镇化，希望与困惑
罗东：前些天，张老师已到达四川灾后重建地区重访。期待你先跟我们分享感受和观察。其他嘉宾亦可围绕你的分享来展开讨论。
张天潘80后：这一次趁雅安地震五周年和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机遇，跟随着两家在灾区从事项目的公益组织，到这两个地方进行了几日的考察，感触颇多。
在汶川地震的重点灾区之一的绵竹市汉旺镇，我们参观了汉旺镇的地震遗址，其中那一个停止在5月12号下午的那个钟表，成为汶川地震最为标志的一个符号，因为那个钟表是用电的，在地震发生的那个时刻，整个镇的电都断掉了，于是那个钟表永远的停止在了那一刻。
本次在地震考察的时候，行前主办方特意和我们所有的团员沟通，切不可贸然地询问当地的灾民对于地震发生当时的回忆，进行悲痛往事的再度挖掘，这是有违背基本的社会伦理和新闻伦理的。所以我们这次考察并没有特意去寻找那些在地震中有亲人去世，或者说自己地震时被营救出来的这些人，避免再去打扰这些受灾的民众，揭伤疤。
通过这两次考察所了解到的，当地的所有公众的整体精神面貌。从实际的考察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些灾区的民众，通过这五年和十年的恢复重建，基本上已经恢复到震前的基本生活状态了，同时精神面貌也呈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令人很欣慰的。
蒋海松80后：基础设施、硬件设施，大大变好。灾区很多小学，硬件设施比我们大学好的多，甚至有人说，地震让灾区提速进入现代化，这话我也听过。
袁满90后：我个人会觉得，灾难中的痛苦就是痛苦，有的痛苦真的很难受，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来。同时也有很多经验或教训应该积累下来，以便应对未来的灾难，因为自然灾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威胁着我们。
张天潘80后：地震来10年，也是中国应急机制、防灾减灾建设的快速发展十年，刚刚新成立的国家应急管理部，也算是地震结出来的一个果。
袁满90后：我在的县市，大部分灾区（按镇划分）的整体规划和目前的建设结果，真的可以说是迅速城镇化。援建省份的大量投入也迅速地恢复甚至是“升级”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但是在部分地区，因为赶工期，一些问题也慢慢暴露出来，比如自来水管道不能应对冬天最严寒的那段时间，可能会大面积结冻，比如规划在河堤边的一栋六层楼房在漫堤的洪水中倒塌。
张天潘80后：袁满说的，其实就是灾后重建的话题。其实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应该要深刻意识到。可能很多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同理心去关注，但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就慢慢遗忘了。
地震发生，第一时间是救人，第二个是安置，第三个是重建，第四个是恢复，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多步骤。 但是对于很多公众来说，可能更关注的是第一步，顶多到第二步，那到第三第四的话往往就忽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有个别人在质疑壹基金在雅安地震后花钱太慢，怎么两年了钱还没花完。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公众对于整个灾后重建的不了解。
现在虽然已经雅安地震五年和汶川地震十年了，但事实上不是说意味着五年或者十年就结束了，我们一个应该长期关注灾区，让它能够真正地可以恢复经济、实现更好发展。
袁满90后：地震时候暴露出一些地区不宜居住，可能需要整体搬迁，但是国家整体规划下的重建的压力会落在县镇一级的官员身上，有的区域没有经过很好的评估，就再次兴建。以至于基层官员的压力在于刚安上帐篷就要修板房，刚住进板房就要修小区。但是接下来几年，如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又会再次袭击新建的房屋。灾害又再次袭来。
▌地震与年代：我与你的同与不同
罗东：我亲身经历了那场地震，一直在控制情绪。今晚的交谈也让我有了许多感触。接下来，关于地震的最后一组交谈问题，分别给诸位。
第一个问题给八零后两位嘉宾，回忆你们当年的青春、经历、感受，这么些年过去了，在你们眼中社会有变得更良善更美好了吗？
张天潘80后：岁月如梭，这十年，对于中国和全中国人，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十年，回头看，有着强烈的沧海桑田之感！可以说，是中国人深刻影响的一年。那如何看待这一个地震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如果从个人层面来看，我觉得这十年是我人生发展最迅速、成长最快的十年，所以可以说是人的生命最宝贵的十年。那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我觉得也是在逐渐走向美好，社会力量的不断崛起，让我这个学社会学、以建设公民社会为使命的学生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那如果一定要从政治和国家治理层面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可能不在有当时那种社会发展蓬勃的气象，可能会慢慢的走向比较固化，甚至是有点抑制。
蒋海松80后：一方面，当然有感受到很多的善良美好。当时我在灾区写的一个叙事诗提到一句，“如果地震没有震掉我们心灵的尘垢，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地震中的社会互助，志愿者奉献，灾区民众的淳朴感恩，都有太多温暖的故事，但另一面，对于人性，对于制度，包括对于我自己，我永远是一种近乎刻薄的静观，至多只是一种谨慎的乐观。梁漱溟晚年问，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我以为未必，至少不会因为一场地震就一下进入了天堂。体制改革，慈善发展，人性升华，自我反思，依然是个遥遥无期的过程，而且永远不会有静止、圆满的一天。
罗东：第二个问题给九零后两位嘉宾，回到2008年，你们有没有最想说的话？就给自己的。
袁满90后：我本来最想对自己说，“不要怕，教室不会塌”。但我觉得当时对于地震和死亡的恐惧也很真实，其实也非常珍贵，不然后来我不会像现在这样珍惜生命或者身边的一些事物。再这样想，就没有什么愿意去说的了。
吴泊静90后：想了很久，倒是没有太多回到08年想跟自己说的话。只是会想到那个舆论大爆炸，跟着也个人观点大爆炸的节点，会忽然觉得比知识比理念更重要的是包容。允许不同的声音的存在，比扩大自己观点的影响力更重要。
罗东：第三个问题给零零后两位嘉宾，关于地震的记忆，你们其实是比较淡的。经过这么些年的传播，现在印象中关于汶川大地震的，如果选五六个词来形容，你们会选什么？
刘昭阳00后：刻奇，赛捐，影帝，哭嚎，瓦砾，苦难，人定胜天？
苏岩00后：骇人听闻、举国轰动、舆论混乱、百废待新。
罗东：关于地震的交谈到此结束。在第一期，我讲过一个筹备阶段的细节。去请零零后的昭阳，而当他知道是请三代青年后很吃惊，尤其是前面还有八零后，于是给我回复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用“犬儒主义”“消费主义”等词来形容。
苏岩说，她小时候的印象是，八零后还是最生龙活虎的一代，各种明星偶像、职场达人，“时间过得真快……八零后似乎不知不觉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出生年代不同，经历、感受和理解也不尽相同。结束今晚的交谈，你们对八零后的看法有变化吗？
苏岩00后：80后“叔叔”们博闻强识，亦庄亦谐。无论好坏，年龄是硬指标啊。了解完各位的研究与贡献，意识到了只有在年岁渐长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人生阅历，才能获得对世界更深刻的见解。时代在进步，无论老小更是都要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时代淘汰哈。“呵呵”在80后看来正常，在00后看来就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啦。
刘昭阳00后：有！咱们这期的这两位八零后嘉宾显然都是热心于公益的“年轻人”，他们与我对八零后“油腻中年大叔”“犬儒主义”“消费主义”的刻板印象是迥然不同的。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年轻人”，也是因为被他们的活力与理想主义所惊叹。但他们又同时具有经历世事后的成熟与反思，这又不使得他们消磨棱角，依然关心社会问题发表独立见解。但我同样也不应该以偏概全上纲上线了，我在上一期对谈已经说过，我对八零后这一代的刻板印象与其说是针对这一代际的，不如说是针对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的，在这主流的文化下，成为犬儒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不仅几乎是毫无成本的，甚至是被鼓励的。
蒋海松80后：感谢00后主要为了安慰而给予叔叔们的表扬……
张天潘80后：感谢00后尴尬而不失礼貌的慰问啊。
还有之前没有来得及说的80后话题，我想最后插播放这里。80后，其实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很多是有一些争议的，尤其是以韩寒等为代表的80后，社会舆论是很多是负面的。尤其是像诸如“垮掉的一代”等等这些强加在80后头上的一些定语。
那08年汶川地震之后，80后通过自己的行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舆论对于80后的基本判断。通过汶川地震，整个媒体舆论称似乎对80后充满了褒扬，像有一些媒体的文章就是这么说的：地震之后，80后一夜之间长大了。“汶川地震，80后感动中国”“汶川地震，80后撑起中国的脊梁”，诸如此类的观点和题目层出不穷，成为当初媒体在关注汶川地震之余的另外一个报道的焦点
在2008年6月12号的晚上，地震后的一个月，湖南卫视还在黄金时间举行了一场题为“我们正年轻”的晚会，来祭奠汶川地震，然后晚会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弘扬80后，无论是受灾的80后，还是伸出援手的80后，晚会都充满对其的赞扬。
那现在看来，在08年的时候，80后最大的是28岁，最小的其实也已经是18岁成年了，意味着所有的80后都成年了，那么他们进入职场，必将会成为，新的一股力量。就像现在2018年90后全部成年，他们已经成为职场的新兴力量了。现在反而是很多招聘启事里，明确写明只招90后，这对于80后来说，无疑都是1万吨的暴击。而且很不一样的是，现在的90后，都已经开始佛系、出家、秃顶。80后当年都全部成年了才迎接了这样一场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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