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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体文曾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文体。这种文体讲究平仄对偶，如果用之得当，确能获得一定的形式美，有助于抒情达意。然而，六朝的很多骄体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结果受到历史的惩罚。唐宋古文运动恢复了散文的传统地位，把文学语言引上接近口语的健康道路，但此后骄体文并没有消失，只是运用的人越来越少，濒于绝迹的危境。明末复社作家重新提倡写作骄体文。到清代，骄体文呈现中兴气象，而且形成了与桐城古文派相对立的骄文派。清初写骄文的作家有陈维忘、毛奇龄等人。乾隆以后，作者蜂起，名家有胡天游、杭世骏、袁枚、汪中、邵齐煮、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其中以汪中的成就最为突出。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出身贫苦，在书店当学徒时，偷空自学，博览群书，最终成为著名学者。他的著作有《述学》六卷，是一生心血结晶。因为从事著作的客观条件太差，未能实现著述大志。但此六卷文字，受到学术界极高的推崇。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具有独创性，开后世诸子研究的风气。至于他的骄体文，更是独树一帜，历来受到人们的赞叹。
乾隆五十二年写的《广陵对》，长达三千多字，描述扬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拿故，将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汇合在一起，错综繁复而有条贯，境界博大而富于倩致。王引之称它是“天下奇文字”。他的《经旧苑吊马守贞文》，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出主人公精神气质的美和命运的不幸，并联系自己的身世，控诉了社会对人材的摧残。凄婉徘恻，十分动人。著名的《哀盐船文》，描写蛇隆三十五年仪征盐船失火的惨状，前人称之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杭世骏评语)。此外，《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自序》等，也都是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名文。大抵汪中吸收了楚辞、汉赋和六朝骄文的艺术营养，凭借渊博的学识作根抵，又长于“状难写之倩”，所以文章沉雄富丽，气势酣畅，不像某些“规模汉魏、排比奇字”的骈文，更不是拘谨平淡的桐城派古文所能比拟。
随着骄文的勃兴，骄文家们开始同古文家争夺“文章正宗”的旗帜。唐宋以来的古文家一贯认为:“六经、《语》、《孟》、《左传》、《史记》以及西汉以前的所有古书都是散体，骄体是魏晋以后兴起的“俗下文字”，唐代韩愈振兴古文，功绩为“起八代之衰”。著名作家袁枚针对这种传统观点，对骄体文的起源和拼、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探讨。他列举许多实例，说明“古之文不知所渭散与骄也”，古人文章本包含着骄、散两种成分，骄体文也是由“六经滥筋”，而后“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的(《胡稚威骄沐文序》).他认为，骄体文的出现为“势”之必然，“八代固未尝衰也”(《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不存在“起八代之衰”的事。袁枚并不是专写骄文的作家，也不尊骄抑散，但他这些见解为骄文家争夺“文章正宗”的旗帜提供了理论武器，开辟了道路。以后，李兆洛(1769-1811)选《骄体文钞》，用来与《古文辞类纂》相抗衡。李在《文钞》序文中根据“阴阳相并俱生”、“奇偶不能相离”的道理和孔子说的“物相杂故日文”的话，隐约提出骄体是文章正宗的意思。同时期的阮元(1764-1849)则展开“文笔之辨”，大张旗鼓地对古文流派进行坪击。
阮元以有韵、用偶为“文”，无韵、散行力“笔”，把唐宋八大家和洞城派的古文从“文”中排斥出去，只给一个“笔”的称呼。他的主要很据有两条:一是《易经》中孔子对“乾”、“坤”的解释，名为“文言”，几乎句句用韵，多数比偶。可见“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日文”。二是《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阮元说古文家“欲反孔子之道”，散体“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他甚至说，“古人于摘史奇字，始称古文”，彻底否定“古文”这种文体名称。
古文家否定骄文这种文体的存在价值，沫煞历史上骄文的成枕，自然是片面的，骄文家反过来否定散体文的合理性，乏是强词夺理，违背文学发展的规律。骄、散之争在很大桂度士、带有宗派情绪，而且反映了正统文学日暮途穷的处境。晚清承阮元“文笔之辨”的余绪，继续提倡骄文，与柯城派相诉酱的，有王运、李慈铭和刘师培。其影响也延续到“五四尸运动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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