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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梅尧臣古来多贵色，殁去定何归？清魂不应散，艳花还所依。红栖金谷妓，黄值洛川妃。 朱紫亦皆附，可言人世稀。
这是一首赞美洛阳牡丹的律诗。
唐代，观赏牡丹的狂潮在京城长安；到了宋代，京城设在汴京，亦称东京（今开封市），赏牡丹的热潮渐渐由长安东移至西京洛阳。据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风俗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邀。”而百花之中，仍以牡丹最得人宠。欧阳修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洛人惊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费。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
这种时尚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对牡丹花色品种的选择与培育。梅尧臣这首《洛阳牡丹》诗就别开生面地描写洛阳最名贵的牡丹花。
在以往的诗文中，将美人比花或将花比美人的，已经屡见不鲜。可是把牡丹的妖艳动人说成是美人死后灵魂所依的结果，这却是一种独创。诗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构思写下了诗的前四句：古来多贵色，殁去定何归？清魂不应散，艳花还所依。
这是说：古来人们多宠爱美女，那些美女死后归托了什么呢？她们清白的灵魂是不会消散泯灭的，艳丽的牡丹花就是她们的依托。“殁”，即死。这四句自问自答，饶有情趣，为全诗奠定了基础，使牡丹的美带有一种神秘感；显得更加吸引人。
接着，诗人着力描写洛阳牡丹中的几个最名贵的品种。首先是：红栖金谷妓，黄值洛川妃。“红”，指魏红；“黄”，指姚黄。欧阳修说：“当时绝品可数者，魏红窈窕姚黄妃”。“栖”，止息；“值”，遇上。
“金谷妓”指绿珠。她是西晋时的大富翁石崇的美姬。石崇在洛阳西北端构筑花园，称金谷园。所以这里称绿珠为金谷妓。据史料所载：绿珠因貌美绝伦而被当朝权贵孙秀看中，孙秀向石崇要绿珠，石崇不许，孙秀便假借诏令拘捕了石崇，绿珠闻讯即跳楼自杀。“洛川妃”是指洛水之神妃。曹植在《洛神赋》中把她写成一个美艳无比的女子，从而寄托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梅尧臣出于对魏红、姚黄牡丹的倾慕，便说：它们分别是绿珠和这妃灵魂所依托。然后诗人又写道：朱紫亦皆附，可言人世稀。
在欧阳修《洛阳牡丹图》诗中，除了魏红、姚黄之外，还有什么“寿安”、“朱砂”、“千叶”、“左紫”等“绝品”。这里的“朱紫”
当指朱砂和左紫这两个品种的牡丹。这两句说：朱砂和左紫这些牡丹也是有美人精灵附着的，这都是人世间所少有的啊！经这么一写，洛阳牡丹天下奇，可谓言不为虚了。
《宋史·本传》说：梅尧臣的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从本诗看来，古淡、奇巧二端，正是本色，至于深远，细细品读，也还差可。诗人的深远、古淡比之同期“西昆体”诗的浮浅雕琢来，当然难能可贵，但若与有唐三百载的名诗相比，则还难称上乘。何况唐代以来，吟咏牡丹的诗，斗量车载，其中佳篇林立，后起之作，要与之争奇斗巧，实不容易。而梅尧臣此诗却正以“奇巧”二字取胜，所以值得一赞。
尽管“清魂”附“艳花”的构想也许是受了蜀帝化杜鹃的启发，尽管杜牧的诗《金谷园》中有“落花犹似堕楼人”之句，我们还是要说，梅尧臣此诗“得前人所未道”，构意新颖，不可抹煞。此外，诗人从众多的古代美人中选取入诗的绿珠和必妃都是形神可嘉的形象，又都是洛阳本地的，她们一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是传说中虚拟的水神。
这就不仅扣紧诗题“洛阳”二字，而且使诗作带上一层传奇色彩，从而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这可见出作者情趣的高远和构思的缜密。至于洛阳牡丹名品繁多，而诗的篇幅有限，诗人只得详写红、黄二种，余则略过，这也显示出剪裁的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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