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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朝历史上有一个励志少年，叫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看书。有一天他看见邻居家灯火通明，想到了一个办法，将自家的墙壁凿开，接着邻居家微弱的灯光看书，等书看完之后，他又到富豪家做工，不要钱只要书看，就这样，他称为了当时著名的大文豪。最后又做到宰相级别的高官，成了千百年来传承的经典故事。
这儿做一个假设，匡衡凿开的是邻家的墙壁。是否值得称赞呢？
历史上贫困之家有志于学，终成大业者，累珠于史书。孔仲尼也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的欲，不逾矩。”
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这就是 “囊萤映雪”的由来。
宋朝欧阳修自幼家贫，寡母用枯枝在地上教授学问。宋朝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贫寒，从小读书十分刻苦。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米粥，等粥凝冻之后再划成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并把咸菜切成碎末一起食用。这便是成语“划粥割齑”的由来。
元朝王冕自幼好学，白天放牛。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晚上寄住在寺庙里。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下下人有上上品，贫困之家求学之道千千百百方便门，凿墙“偷光”，良好的目的能否允许由错误的方式实现呢？
伦理学上，目的论和手段论争辩由来而久。目的论伦理学认为一切行为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善的关联，而越是能够增加善的东西，其价值也就越大。手段论伦理学则认为善是独立于并优先于方式的概念。为实现善的终极目的，可以选择实现善的方式和手段，方式和手段不具有自在的目的、自在的标准。
康德提出：实践的命令式将是这样的：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
史传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春秋时齐国发生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对饥饿的人说“嗟，来食”。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终不食而死。这就是有名的“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故。用不当手段获得的利益是否能够成为持续模式呢？
学而优则，是中国从隋朝至清末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形成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的历史情形，“只重才，莫问德”成了文人墨客的潜规则，以致历史上，多少科举状元成了国之大蛀。
历史上，匡衡位至高位。元帝时封他为安乐侯，食地本为三十一万亩。但他贪欲太大，利用郡图的漏洞，私自多占了四万多亩。等到成帝时，司隶校尉骏等告其“专地盗土”，于是被贬为庶人。说起来，真可谓是黄粱一梦。想想当初，自己不过是个在地里种地的农民，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封侯入相，德不配才，自取其辱。这也是一个证明“小时候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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