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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9岁。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 媒体采访了102名中国作家，统计了他们的预测结果后，莫言的得票数仅排在第三，最被中国作家们看好的竟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
阿摩司·奥兹于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父母为来自巴勒斯坦的移民。他的父亲可以掌握多达16种语言，但在家中只培养奥兹说希伯来语，以此增强其文化认同。长大后从事写作的奥兹也就此成为以色列的代表性作家。奥兹12岁时，他患有忧郁症的母亲自杀，这件事情极大地触动了奥兹，他的自传性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曾描述过这些家庭生活。同名电影于2015年由娜塔莉·波特曼自导自演。
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说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中，从小向往中国文化的阿摩司·奥兹写道：“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
文 | 阿摩司·奥兹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坐下来读我的书。
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
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没有找到谜底。《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读者，若是你希望在读过五百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罪愆，那么最好去读别的书。
有些人撰写回忆录或自传，开脱自己，证明自己的敌人有罪；或者证明作家本人一贯正确，其反对派永远错误；或证明作家是一个出色的人，倘若他并不出色，便会归咎于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厌的双亲，那么无人可以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痕迹，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丝毫也找不到。我并非写书向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我来告诉你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代价。
我并非写书向父母告别。相反，当我觉得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才开始写。确实，在家庭悲剧发生之际，我父母比我两个女儿现在的年龄还要年轻。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写这部书，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写此书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
《爱与黑暗的故事》同名电影剧照
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
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如果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
不，《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它是一个故事。比如，当我写父母的卧室，写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室，我当然不能以研究为依据进行写作。
我只能问询我的基因和染色体：亲爱的基因，请把死者的秘密告诉我。基因向我讲述了一切，事无巨细——毕竟我的基因与他们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以色列。《爱与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情形，同当时统治那片土地的英国人、同后来试图毁灭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抗争。它并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说，而是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后是我们，犹太人。
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
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杀害。
整个童年，父母都在告诉我，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将会来临，不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真正城市”是什么意思。像我那样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即便特拉维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说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式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
我将告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我们有许多东西要探讨，我们确实有许多东西需要争论。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更新我们和欧洲谈话的那一刻已经来临——并非在政治层面。
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
我非常高兴能把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2007年6月19日于阿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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