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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煌莫高窟巨量文物的前世今朝，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痛。这个伤疤必须要忍痛扒开，刮骨去毒。
王道士本名王圆箓，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王道士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箓。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密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
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明朝退出以后，莫高窟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随着伊斯兰教的大举入侵，曾经号称千佛之国的安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却是伊斯兰化的新疆，莫高窟的荒芜不可避免。
王道士到达后，他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东西，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包括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完全都在努力帮助修缮莫高窟，他为此四处奔波凑钱，斯坦因答应支付巨额的修缮费后，王道士才允许他考察藏经洞，并且在给他的佛经上，全部都进行了监察和筛检，将自己不懂得的梵文、吐火罗文等文字的古卷卖给了斯坦因，当斯坦因希望将汉文也一并买走时，王道士全力阻止了这件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具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敦煌学——中国独特的学术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洞”而来了，我们家门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一再遭到洗劫。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特别是日本，日本将敦煌学从文学研究，扩大到了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经济史、民族史等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
日本人甚至骄傲的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说过：“我们日本人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而当年王道士用生命保留下来的汉文古卷，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被毁了。
文末，我们要重温陈寅恪在莫高窟藏经阁石头上刻着痛心疾首的呐喊：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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