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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前，当电子游戏最初进入中国城市时，其功能描述与场景刻画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关于游戏行业的社会正当性问题，一直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挑战。但如今，随着游戏行业发展的不断规范化、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更新迭代，游戏早已“出圈”，成为覆盖全年龄段受众人群的新型媒体。游戏设计深刻地与真实的社会文本、历史叙事、情感记忆相互嵌入，成为高度互动的叙事媒介，也让我们对游戏的社会功能拓展充满了全新的想象。
事实上，从电子游戏行业诞生开始，其独特的人机互动和跨媒体叙事能力，使其成为了独具魅力的国际传播媒介，也蕴含着设计者的世界观设计和价值观输出。早期欧美设计的战争类游戏往往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产物，一些畅销全球的二战题材游戏往往成为历史价值观的再现，成为对青少年二战历史观塑造的重要媒介。即便是休闲类游戏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国家文化符号，如超级马里奥这个由日本人设计、留着墨西哥人胡子、说着意大利口音英语的水管工，也借着日本游戏行业在北美市场的拓展，成为全球共同的文化符号，并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成为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超级案例。
在中国，顶级电子竞技比赛落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无疑具有里程碑的象征意义；中国电子竞技战队在全球赛事中夺冠引发年轻人欢庆，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女排时刻”；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正在尝试依托游戏文化的流行，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以创新的方式促进网络文化符号与文化传承、实体经济、国际传播结合，以线上线下结合、多形态交互叙事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游戏可能成为承载“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媒介，是因为其独特的技术和文化属性。首先，传统意义上包括电影、电视剧在内的文化产品“出海”常常面临“文化折扣”的挑战，即他国受众很难认同特定国家文化产品的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和行为模式等文化差异，以至于对内容的理解和接纳“打了折扣”。而游戏由于其高度的主观代入感和沉浸式叙事能力，更可能在其设计中既充分利用本土文化符号，同时汲取多元文化价值，打薄原本坚硬的东西方文化折扣，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其次，游戏可以成为多方共同参与共创的互动性叙事文本。传统观念认为，游戏是高度个人化的、宅的、与世隔绝的，阻止了玩家自主建构真实社会生活的意义。事实上，玩家是在具体的社会情景和个人境遇中建构游戏的社会意义，因此游戏行为应该是“亲社会”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交基因的融入，使游戏成为了打通虚拟和现实社会文本意义空间的桥梁。无论是亲朋好友、职场同事等熟人社交，还是弱链接关系，都可以通过游戏内的社交和合作关系得以强化，这些都说明，游戏叙事内的个人经验和真实社会互动不但不是零和博弈，反而更有可能成为相互滋养的正向关系。
第三，从国家层面来看，亟须将游戏、动漫等青年文化中的视觉符号纳入国家形象建构体系，作为重要的传播抓手。超级马里奥的诞生和传播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将包括卡拉OK、动漫、文学、饮食、建筑、服装、剑道、插花等文化形式的传播作为塑造其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而从说意大利口音英语的水管工到东京奥运会的文化符号，马里奥在40年的时间中，成功地书写了电子游戏形象融入国家乃至人类文化叙事的一个典范，也为我们探索游戏设计和国家叙事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周 逵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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