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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5月初悄然删除行为准则中“不作恶”的口号。“不作恶”一直是谷歌最根本的行为标准，删除这一关键条款某种程度上终结了谷歌的硅谷理想主义光环。
“不作恶”的标准在谷歌初始发展期发挥了显著作用，让谷歌员工、管理者们相信其在互联网搜索领域的垄断地位和海量数据资源是为完成“善举”，塑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谷歌的成功也带动了“不作恶”原则的扩展，脸谱、推特等后起硅谷巨头均部分借鉴这一准则，将自身标榜为理想世界的塑造者。
“不作恶”的内涵随之扩大，从单纯的商业模式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成了硅谷理想主义与美式价值观的混血儿。“不作恶”包含了技术的非军事化、自由开放、反不公平竞争、保护用户隐私、与政治保持距离、不伪装意图、尊重网络民意、辅助弱势群体等。“不作恶”成了硅谷的“政治正确”，也成了硅谷巨头维系垄断地位的保护伞。美国政府一度非常欢迎这一带有“自由民主”色彩的概念，甚至试图把该理念打造为美国主导的互联网普世价值，引导全球科技产业发展。
但“不作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方面，当前互联网经济主要采取的流量变现模式与“不作恶”存在天然矛盾。互联网企业不可能永远为用户提供“免费午餐”。用户数据成为互联网公司争夺的目标，利用这些数据，互联网企业能更加精准的捕捉用户需求，从广告、营销和付费服务中获利。而为让用户心甘情愿提供数据，绝大多数硅谷公司选择掩饰这一意图，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数据。
另一方面，硅谷力量壮大后无法避免地搅入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被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拉拢、在两党之间选边站。比如谷歌成了华盛顿最积极的游说者之一，董事长施密特成为奥巴马竞选的重要幕僚，脸谱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游说组织。斯诺登事件中，美国互联网企业几乎全部参与了国安局的大规模监控行为。这些事例让“不作恶”越来越流于口号。2015年谷歌公司更名为Alphabet后，就将“不作恶”换成“做正确的事”，之后“不作恶”被不断边缘化，最终完全消失了。
如今，美国社会最关注的不再是这些巨头能否“改变世界”，而是担心它们到底收集了多少数据，是否会用这些数据操控用户、达到政治和军事目的。褪去了“不作恶”的伪装，硅谷面临着选择和分裂，一些公司会与美国传统企业一样，以参与政治换取保护。但另一些硅谷人则会反抗这股逆流，比如最近已有数十名谷歌员工因该公司参与国防部人工智能计划愤而辞职，捍卫着自己的理想主义信念。(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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