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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历史的主旋律就是晋楚争霸。有意思的是，面对相同的“国际环境”，两个国家因为国民性格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遭遇。这种不同可以高度概括成一个成语“郑昭宋聋“。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到齐国出师，商量两国联军对付晋国的事情，并吩咐说“不要向宋国借路。”同时，楚庄王派了使者到晋国去去拜访，也不让向郑国借路。此时楚国和郑国、宋国都处于敌对关系，申舟害怕，就对楚庄说：“郑国是聪明人，而宋国却是糊涂的人，去了晋国的人会平安无事，但你肯定是死路一条了。”楚王说：“要是杀了你，我就攻打宋国。”申舟于是把儿子申犀托付给楚王后就出发了。
申舟到了宋国，宋国就把他扣留了下来。宋国太宰华元说：“经过了我们的国家却不向我们提前打招呼，这是把我们的国土当成了楚国的领土啊！既然已经把我们国家的领土当成了是楚国的领土了，既然如此，那么楚国一定会攻打我们，我们还不如他杀了，反正都是一样亡国，为什么不坚持原则，先出口恶气呢？”于是便杀了申舟。而公子友到了郑国，被郑国人知道了，他们把他当做路人甲无视着让他去了晋国。这两者不同的国民性格是历史和文化造成的。
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它是春秋第一个小霸主国，也就是第一个“变革”的国家，从历史上就乐意变通。到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有野心的大臣执掌政权，威胁国君，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相比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当时郑国出来了一位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情，任用贤才，重视生产，集思广益。子产先后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分别是整理乡制度，开发农村，公布成文法。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这三条政策基本上代表了春秋时代政治变革的最高峰。不断地适应时代，进行变化，这让郑国能在晋楚争霸的背景下成功存活到了战国时代。
而宋国是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国家，算得上是二流诸侯国中的第一了。宋国是商朝的后代，当初周朝灭了商朝，周公优待他们，封他们爵，而且不用进贡。所以，宋国人一向自称“我们是周朝的客人”，自我感觉超好，自尊心超强。所以，宋国人绝对不干“曲线救国”的事情。宋国人的口号是：独立自主，永不结盟。因此历史决定的郑昭宋聋的国民性格下，郑国成为老牌投降国，而宋国人则都是死硬的“顽固分子”。
城濮之战前，郑国属于楚国阵营。而城濮之战最后以晋国胜利告终，郑国参加践土之盟会，即大规模晋楚争霸战开始，倒向晋国，第一次背盟。直到晋联合诸侯攻郑，在萧鱼结盟，大规模晋楚争霸战结束时，郑国已经是第二十二次背盟了。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视信誉，盟是双方的信义约定，而神明是见证人。然而在郑国的舌辩之士那里，背信弃义则变成了光荣和正义的事情。楚共王攻打郑国，郑国的形势很危急，于是郑国国相打算同楚国讲和，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是说‘唯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不能来援救我们，说明晋国没有楚国强大，那我们也就只好跟随楚国了。于是，子驷理直气壮地同楚人结了盟。因为郑国太好欺负了，每次来都能让它屈膝投降。而与霸主国讲和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来就能有收获，所以晋国和楚国都乐意攻打郑国，所以整个春秋时代，郑国遭受小规模的入侵从来没有中断过，可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惨烈的攻防战。
相反，宋国人在春秋时期是打硬仗最多的国家。宋国的南面就是楚国，宋国人认为楚国人都是南蛮，因此对楚人很是看不上，经常对楚人进行嘲讽，于是楚国经常来打宋国。可是宋国人就会拼命守城，绝对不投降楚成王曾经率领军队包围宋国数月，宋国最后实在是抵挡不住楚国的进攻，于是向晋国求援。因此就有了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揭开了晋楚争霸的序幕。宋国被围了八个月，悲惨到了“易子而食”。最终，宋国人还是投降了，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不过，春秋时代，战争讲和是要付出代价的。像宋国这样，就算是签订了盟约，因为国家残破，国民满腹仇恨，也不会支付多少代价。而因为尽到了抵抗的职责，所以它的背盟也会被别国理解。
对于宋国和郑国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你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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