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26279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53 分钟。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社会科学在西方有成熟的研究框架，但是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期，于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工作陷入一种基本困境。在下面的报告里，我试图解释我们面临的这一困境。
首先我们很难简单定义什么是“社会科学”。我下面要使用的“社会科学”这四个字，仅指在西方学术传统或者西方思想传统中，19世纪下半叶以来确立的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门学科不存在。这一事实，你们可以参阅沃勒斯坦的考证。所以，我们说，1850年之前，在西方是没有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社会现象，那当然自古就有。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工作。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称为“第一种叙事”。人文学研究，我们称为“第二种叙事”。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在大学里养活一批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他们不需要从事诸如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也不需要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样的课程。最初，我们参考威廉·配第的著作，或许最初这些学者是为国王税收服务的人口统计学家。后来，他们开始有系统地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为诸如保险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服务。事实上，耶鲁大学的希勒教授曾指出，最早的保险业广告出现于罗马帝国晚期。当然，在人类社会中，赌博的出现比保险业更早，例如出现在古代埃及。为了赌博，印度的学者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很早就有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大约在中世纪晚期，这些知识由阿拉伯学者介绍给西方学者。这样，西方社会从人口学开始，逐渐地有了一门被称为“社会学”的知识，大凡社会现象，都属于早期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在孔德的时期仍是这样。中国洋务运动以后，同文馆演变为大学堂，讲授西学。1900年以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商学，明显地不同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演变，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各种源流，因缘际会，形成了19世纪后期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之后引进的西学，它至今仍是一种西学。虽然，我们正在努力让它有本土传统。
图8.26的标题是“社会科学解释”，它概括了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首先，我们研究行为，而不是研究一般的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我们研究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行为。然后，他试图为观察到的行为提供解释。当然，这种解释需要基于科学方法，从而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样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令人信服的解释。举例说，如果有一个学生在我的课堂里坐着但入睡了，我们怎样解释他的行为呢？首先，如果这是偶发性的现象，社会科学家不必提供解释。因为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解释需要符合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有了统计学，社会科学解释就变得很不同于弗洛伊德在《释梦》里提供的那些解释了。那么，释梦的弗洛伊德，他算是社会科学家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们可以试着自己解答。社会科学家不试图解释某一个人的偶发行为，他们试图解释大量的人的某一行为或一个人的大量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统计显著的结论。所以，我们假设这名学生“统计显著地”多次在我的课堂里睡觉。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些相互竞争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我讲课“太催眠了”。另一个解释是，这名学生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当社会科学家面对相互竞争的解释时，他们会进一步收集数据，希望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解释本身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但我们不能过度地解释。所以我们说，社会科学家试图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convincing interpratation）。谁信服呢？就是被认为是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群体。解释本身需要一个学术传统，在传统之内，解释具有说服力。根据哈耶克的见解，个体行为有三个层次的传统。首先是“个人经历”或“个人史”，这可以称为“个体传统”。最近十几年，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幸福”的研究，有了大量基于个人经历的幸福感问卷调查。经济学家当然重视幸福感，因为这是“效用”或“偏好”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经济分析。当代的研究，有学科交叉的趋势。经济学方法影响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同时，例如在幸福感的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学家愿意在这一层次进行观察和研究，因为他们在这一层次可以有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现在我们讨论个体行为的第三个解释层次，我们试图界定一种比个人经历更深、影响更广泛的因素集合。然后通过数学模型或逻辑推演，得到一些可检验命题。马歇尔在撰写《经济学原理》时确实设想过在生物学视角下建构经济学原理。大约在仔细权衡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设想。总之，个体行为的最深层传统，是动物学和生物学的传统。
图8.26
图8.26的构想源于哈耶克。他在年轻时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元心理学”的著作，标题是《感觉的秩序》，这部作品至今仍无中译本。虽然，我写过一篇“导读”。哈耶克刻画了人类行为的三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传统：个人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生物学的种群传统。今天，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大致可容纳在哈耶克提出的这一理解框架之内。当我们为某一类行为提供解释的时候，我们在图8.26的右侧和左侧之间往复运动。首先，我们在右侧的三个层次中寻求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那一类行为的理由。所以，图的右侧形如金字塔，最表层是个体行为，逐渐向深层探究，就是刚才介绍的三层传统。然后，我们带着在右侧得到的初步印象返回左侧，处理我们观察和收集的数据。如果数据处理结果不能令人信服，我们就再次返回右侧。这样往复运动多次之后，或迟或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合理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基于数学模型，也可以不基于数学模型，例如基于一些“故事”或“案例”。社会科学家不必是经济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是否令人信服。令人信服的解释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被称为“传统叙事”。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需要系统地观测并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解释。这是社会科学和例如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例如，我们很少能够检验一部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能够检验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真实性。总之，图8.26是社会科学解释工作的一个流程图。
下面，我试图解释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陷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困境。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见解，我称之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假设。见图8.27，“三重转型期”。
所谓“三重转型”，我指的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转型。刚才，在图8.26中，我们看到第二层次的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它的影响比个人传统深远得多。也因此，它很难界定。例如，“文化”的定义就过于纷乱，以致目前没有可信的统计方法。按照钱穆先生的阐述，“文化”不同于“文明”，前者偏重精神而后者偏重物质。我们说的“文化转型”，主要指称情感方式随着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而发生了虽不迅速但十分显著的改变。情感方式的可观测的方面，例如核心价值观，在以往三十年里当然有了显著的改变。根据我们许多人在中国的观察和感受，与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相对缓慢的改变相比，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改变剧烈。其实，在东亚各国，例如日本和韩国，都发生过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转型。统计指标，我们看到，当时日本和韩国的离婚率和自杀率都显著地上升，与我们中国的情形一样。核心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影响行为主体应付生活压力的方式。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危机，怎样应付危机，取决于核心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自杀，当然是一种选择。不自杀而去杀他人，这也是一种选择。在文化转型剧烈的时期，大部分人可能完全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很难确立为核心的，不稳定，今天相信这一套，明天相信那一套，似乎都正确，而且关键是，似乎都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不能足够地稳定，那么，遇到危机就很容易有“极端反应”。在大学里，最近十年，年轻人的自杀案件相当频繁。为什么呢？从经济学角度推测，就是活着不如死去。为什么呢？生活压力很大，难以承受。大家可以继续追究，为什么生活压力很大就难以承受呢？最终，一个人应付生活危机的最终根基是他的心理能力，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情感方式，而情感方式与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图8.27
文化转型期可以很漫长，例如中国的这一次文化转型，有些学者相信是从宋明开始的。那时，儒家传统遇到晋唐时期在中国就已生根的佛家传统的严重挑战，于是有“新儒学”的兴起。多数学者相信，说我们经历的这一次文化转型期从清末开始，是一种合适的判断。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提到以往一百五十多年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以清末为开始，这一次文化转型大约何时结束？很难预测。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当然也不是完全随机的。武断地预测，我相信，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一次转型期大约要占用数百年的时间吧。在社会仿真的研究中，我们通常假设每一个社会稳态的破坏和形成新的稳态，这段转型的时间长度，大约是稳态时间的长度的十分之一。现在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那么十分之一呢？就是五百年。清末至今，大约百年，那么还有四百年的路要走。当然，不必是五百年，也可能三百年就基本结束。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猜想，而是推测未来中国文化可能是怎样的，例如西方文化的哪些要素可能融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哪些要素是不可能改变的。求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艰苦的工作，而且是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期，与文化相比，可能更容易研究，也是我要解释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的主要方面。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不用考虑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西方过去150年的社会形态虽然有重要的革命和战争，但基本上是稳定运行的，或者说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比较稳定。把中国社会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比如说欧洲和北美社会在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作粗略对比，你不难同意，西方社会发展得比较平稳，而中国社会则是在一种激烈的撞击当中。也就是说，在图8.26的个人经历下面的社会文化传统这一层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说单位时间内的改变比较大。比如说，十年之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幅度，在西方社会可能需要经历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
大约在1980年代的后期，中国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感觉到，完全照搬图8.26所示的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是行不通的。那时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我记得1985年《经济研究》编辑部也组织过这样的讨论。到了1990年代后期，最先回国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来应该要有“中国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国学派”。因为中国经济在我们感觉中确实与西方老师们研究的西方经济很不一样。
回到图8.27，“经济的转型”在三重转型当中可以说是最为迅速的了。大家有目共睹，以往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实，“政治的转型”也一直在进行，只是比经济转型更曲折而已。我们说，1911年“辛亥革命”是这一次政治转型期的最重要的事件。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一个世纪了。辛亥之后的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1949年以来国内格局的演变。政治的转型始终比较艰难，所以曲折也多。
以上所述，只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概括，当然也就不能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感受到的上述三个转型期，与我们这两代中国人的经历恰好重合。你们可以浏览世界地图，不难看到，同时经历这样的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在地图上只能找到一个和中国情形相近但国土范围很小以致不能相提并论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这类描述，我从19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课堂上解释过，在我的文章里也介绍过很多次。
借用数学语言，社会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我们称为“transitional phase”（转型期）。现在，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对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新的稳态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完全不清楚，我个人感觉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图8.27的右下角，我只能画这样一个问号。我是1985年出国的，那时我和我的老朋友们探讨中国文化未来的模式，想象不出来，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转型期需要至少三百年时间。
三百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将会是什么形态？2003年的时候，对于图8.27右下角的这个大问号，我们还可以说，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模式很可能是“市场导向的”。但是今天再看这一预期，我个人感觉很悲观。我简单讲讲让我感到悲观的两方面的理由。首先是政治模式的转换，我们知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在西方各国称为“民主政治”。并不是任何政治体制都可称为民主的，因为民主政治要求一套核心的程序，例如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的竞选过程，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的两个显著特征。这一领域已经有许多经典文本，你们可以自己阅读。关键问题是，如果三百年转型期的结局完全无法想象，那么，民主政治当真是正确的选择吗？我没有想清楚，我是说，当真没有想清楚。另一方面，即便我的多数朋友想清楚了，即便我们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正确的选择，那么，200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以及由此展望最近的未来，是令人悲观的。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似乎越来越不是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了。我承认这一话题有些敏感，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局势视角下。不论如何，三十年前，我们没有想清楚，现在似乎越来越想不清楚，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基本困境。
为什么呢？因为，例如我们建构经济模型的时候，假如旧的稳态被打破了，而新的稳态甚至无法描述，那么可以想象，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就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至少比稳态的社会高很多，以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折现率很高。也就是说，未来的钱贴现到今天，其实不值钱。我们知道，高折现率的行为和低折现率的行为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存量的经济决策。存量，不是流量。我们吃一顿饭，或出去旅游，这是流量的问题。投资或安排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存量问题。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也是存量问题。中国的建设，只要涉及5年以上的投资，几乎没有一项是高质量的，因为折旧率太高。
所以，对中国大众而言，在转型期，5年内的事情可以谈，5年后的事情不值得去讨论。因为是个问号，谁都想不清楚。这样一个描述，它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当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将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行为看作基于高折现率的行为。其中当然包括常见的欺骗行为和官员的腐败行为。注意，高折现率是描述而不是社会科学解释。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我的同事里有几位白人教员，他们常问我：中国人的行为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西方人呢？我说“裙带关系”是否中国特色？他们说不是，因为西方人也常利用“in laws”（因婚姻关系而有的亲戚）这样的关系。假如你寻找的是令人信服的描述，那么你必须定量地估算“关系”在西方和在中国经济生活里的强度或广度，然后，你可以对西方同事指出，你们看，这一参量在西方是A，在中国是B。如果A和B有显著差异，那么，你的描述在学术上就是令人信服的。余下的工作是为这一描述提供合理解释。科学工作，首先是将一个诸如“关系”这样的观念赋予结构，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概念。然后，将概念置于现实情境内，寻求可观测的指标，于是你就将一个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概念。只有在可操作概念的基础上，你的研究才可能是科学的。
通常，在一个稳态社会里，折现率是2%，或者更低。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诸如地产开发这样的投资，如果年均回报率低于25%，就可以认为是很不合算的。浙江的民间金融，你去贷款，年利率不能低于25%，通常是30%或更高。这些都是现象，你描述这些现象，同时还应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高的折现率？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折现率这样高？我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我说，是行为短期化的倾向导致了高折现率，那么，首先，这是教科书式的循环阐释，不是科学解释，它是同义反复。因为我如果说是高折现率导致了行为短期化，也是同样正确的陈述。科学解释，不是循环解释，而是基于真实因果关系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问题，根据例如“三重转型期”这样的假说，建构一些模型，然后推演得到诸如“折现率很高”这样的可检验命题。这件工作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认为没有人能完成这件工作。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从旧的稳态转向一个新的稳态，这个新的稳态完全想不清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折现率的争论中，贝克尔曾指出，只要你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考虑未来，未来就可以被想清楚。至少，你认为想得比以往更清楚了。贝克尔的意思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任何，在这一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越大，他能够得到的资本存量就越大。资本存量，在这里就是关于未来的判断能力。现代社会中，有一些人被称为“未来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在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判断方面有需求，根据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我们可以请专家替我们想象未来，甚至请专家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判断。
总之，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的长度，经济的大概需要30—50年，而文化的大概需要300—500年。即使经济的30年转型期，究竟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与西方稳态社会的人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样的实质差异，我们尚且无法说清楚。那么，政治的和文化的转型期及其特征，想必更难说清楚了。
我可以简单介绍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就我的理解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根本就是要回答我称之为“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这样一个问题。它可以表述为：一个社会如何能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里，把过剩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换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
现在我来解释上面的这一表述。首先，“发展”不同于“增长”。我们观察一个经济，如果单纯观察它的产出量，就称为“增长”。如果不仅观察产出量，而且观察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以及引致结构变化的更深层的原因，那么我们所见就可称为“发展”。其次，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194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的现实问题主要来自战后民族独立各国（后来被统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地球上的人群，长期而言并没有所谓“发展问题”。对人口而言，长期是指百年以上的时期。数据显示，地球上的人口增长率在最近一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在零增长率的附近波动，平均起来就是零增长率。不过，围绕零增长率的波动，表现为极高的出生率和极高的死亡率，二者相互抵消。有据可查的出生率是平均每名女性在生育年龄总共生育15—16个孩子，这样高的生育率被认为是人类生育率的生理极限，称为“fecundity”。生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成人之前死去了，平均而言，每名女性只有不到3个孩子可能生存到生育年龄。再向前追溯，大约有过许多这样的以“一万年”为单位的漫长的人口稳态时期，在这些稳态之间的是人口转型期或过渡期，主要由知识和技术的缓慢积累引发。例如，大约250万年前，被认为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直系先祖，“能人”，掌握了打磨石器的技术。大约150万年前，他们又逐渐掌握了火种保存的技术。这两次重要的技术进步，显然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我们能够推测，那时，旧的人口稳态瓦解，转型到一个新的人口稳态。最近的一次转型期，现代智人，从狩猎与根块采集时代转入农耕时代，这当然是一次技术飞跃，结果是人口数量和密度都有了显著增加。然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细节，就可观察到，在每一个稳态时期里，其实还有许多更短的过渡期和稳态期。例如，我们知道，欧洲人口经历过黑死病的毁灭性打击，死亡率不是以千分之五十这样的比率计算，而是所谓“人口减半”——根据保守的估计，欧洲人口在最近的一次五十年的黑死病时期，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口，也经历过几次毁灭性打击，也有“人口减半”的记载。每一次这样重大的事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制度变迁，以及相应地——改变人类的生育行为。最近的这一次改变，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迁移”（demographic transition），普遍见于欧洲人口和亚非拉美各国人口。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人口的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的稳态时期；另一方面，人口的死亡率，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的逐渐改善，例如城市饮用水的洁净程度增加或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都可以极大减少如霍乱这样的传染病的爆发概率，总之，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统计学显示，决定出生率的最重要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首先是母亲的教育程度（注意不是父亲的），其次是生育控制技术的普及程度，第三或更低才是人均收入。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女性教育的普及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所以，在各国都发生了人口生育率迁移现象：因为死亡率显著降低而出生率并不随之降低，故而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然后，出生率开始下降到接近死亡率的水平，于是，人口再次进入稳态。在半个世纪里，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口过剩，资源有限，怎么养活这些人口呢？这就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因为要养活这些“多余”的人口，所以必须开发新的资源。农业社会，土地是有限的，于是这些多余人口就会转移到工业部门，于是有“工业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发生在欧洲。那时，欧洲的人口生育率迁移产生了大批“过剩人口”，不过，这一时期恰好对应着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并移民美洲的时期，所以，人口压力被释放出去了。亚非拉美各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人口生育率迁移时期的，不要说新大陆，就是旧有土地也差不多都耗尽了。所以，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快地将这些过剩人口转化为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要尽快呢？因为人口生育率迁移结束的时候，如果过剩人口仍然是“过剩的”，那么，社会将充斥着老龄的过剩人口，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那时，平均的生活水平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对市场经济学家而言，原本没有任何人口可以是“过剩的”。因为，失业的人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就有了就业机会。不过，这一见解只适用于工业社会，未必适用于农业社会。所以，经济发展，通常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工业的转型期。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工业的转型期。
大约在2013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转移就会结束，那时，我们的“人口红利”将转换成人口的“黑利”。也就是说，老龄化将日益拖低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这一老龄化过程，大致将在2050年进入人口稳态期。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2050年，你希望你的后代享受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韩国人在那时的二分之一，或者相当于日本人在那时的三分之一。注意，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以上介绍的，只是中国的三重转型期当中的经济转型期。中国以外，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三重转型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面对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困境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请看图8.27，我们需要解释的不仅是其他转型期社会的人类行为，而且是处于三重转型期的人类行为。
我提出重建或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这一口号，是在1993年前后。当时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一个跨学科的非官方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我们在这份期刊上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谈的主题，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基于上述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关于研究方法的共识：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应仅仅是逻辑或静态的。请看图8.28，它的右半部分是我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的社会科学方法。我们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让我们习惯于假设——这个世界是稳定的。在这一假设下，我们若要寻找例如两类现象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因为其他可变因素都被这一假设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常说的“其他事情保持不变”，在这一假设下可以有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这就是静态的或逻辑的分析框架。图8.28的右边，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结构”，它要求我们将观念转为带有结构的概念。第二个特征是“静态”，例如基于概念可以建构一些数学模型，由此就可推演出一些能够用数据或现实案例加以检验的命题。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我们需要第三个特征，就是“分析”。也就是运用演绎方法，从概念演绎出数学模型，再演绎出可检验的命题。对于留洋回国的人来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图8.28
但是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传统内，还有一个潜流，存在了至少150年的时间，就是所谓“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解释框架与逻辑的解释框架恰成互补，从而使西方学术传统获得很强烈的内在紧张，也因而获得了强烈的生命力。黑格尔充分注意到历史的与逻辑的这两方面解释的互补性，故而指出精神发展的归宿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换句话说，黑格尔想象中的人类科学将会是历史与逻辑的同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是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的。不过，包括“东西文化交汇和互补”在内的种种重要迹象表明，我们人类确实在朝着这一目标发展。
在历史的解释框架里，最重要的是情感。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借用韦伯的术语，应学会“同情地理解”。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就是将一位作者置于他最初出现的那些历史情境里，试图以他的情感来看待他所处的世界，从而以他的视角来解读他所写的文字。当然，这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阐释”。毕竟，世界是由复数的人类构成的，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简化为一个人的世界。“同情地理解”，我相信很多学文科的同学都知道这一短语。我们用亚当·斯密的术语，也可以将这一短语翻译为“有同情心的公正旁观者”这一假设。例如，我们周围为什么会有如此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因为它符合个体理性。如果折现率极高，如果理性个体只愿意考虑5年之内的行为及回报，为什么他不参与贪污腐败呢？当然，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折现率为何如此高。如前述，我们需要探讨更深层次的传统，例如社会文化的传统，甚至生物和族群的传统。在这两个层次，传统的影响力首先涉及行为主体的情感方式。所以，我在图8.28的左边，对应于它的右边，写了“历史的解释”具有的第一个特征，即“情感”。你们或许认为历史和情感没什么关系？其实它们之间关系最为密切。任何一部人类历史，或哺乳动物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情感方式展开的。我如果有更多时间，可以详细解释我的这一见解。
请看图8.28，历史的解释框架，它的第二个特征是“动态”，这是相对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静态”特征而言的。其实，结构，就可以说是静态的。但为论证结构与静态的类同性，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不能讨论这一议题。故而，与“结构”相对而言，我用了“情感”。与“静态”相对而言，我用了“动态”。当然，你们或许要追问，难道情感和动态是类同的吗？为论证这一类同性，我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你们可以参考柏格森的著作，他对情感的动态性质有格外精彩的论述。
物理学的时间不是动态的，因为它可逆。韦伯说过，历史学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不能重演，但物理学时间，你只要沿着确定性系统的微分方程的解，用时间的负值代替正值，就可以返回系统经历过的任何一点。前提是，如物理学通常假设的那样，汉密尔顿系统有唯一的解。所以，我们认可普里戈金的见解：物理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人类社会或者个体行为，总是沿着历史时间演变的。没有哪一个社会或个体行为能够沿着物理时间演变，这就是图8.28左边“动态”的涵义。
历史的解释框架，它的第三特征，也是与逻辑解释框架的第三特征相对立而言，就是“归纳”。你们当中熟悉哲学的同学一定知道，我在这里所说的“归纳”，是相对于“分析”而言的。而我所说的分析，就是康德在《逻辑学》或《纯粹理性批判》里所说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是从一些初始概念里面推演出概念原本就蕴涵着的内容。分析的命题——这是康德的见解——不必借助经验就可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先验的”。与分析相对而言的是归纳，它必须借助经验才可完成。在康德意义上说，归纳的命题首先是“经验的”。其次，我们运用归纳方法，是为了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概念或命题。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或命题，被称为是“综合的”。例如，我们从历史阅读中可以获得某一印象，认为四川和湖南的中国人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革命。于是这样的印象可被表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凡四川省和湖南省的中国人，必定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适合于革命运动。又于是，革命党人可能凭借这一命题制订一套革命方针，例如率先在四川和湖南两省组织和发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运动当可延至全国。我们说，这样的命题不能先天成立，因为它们的真确性需要有后天的足够多事实的支持，故而统称为“后天综合命题”。康德相信，作为对比，还应当存在一些“先天综合命题”。他找到的例子是数学概念和命题。不过，经济学家豪尔绍尼批评康德，说他的想象有误。豪尔绍尼相信，数学概念和命题是后天综合的。
那么，在历史的解释框架内，是否可以有“分析”呢？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分析（analysis）这一单词的意思是从原始概念经过逻辑演绎呈现出概念蕴涵的全部可能命题。也许因此，我们很少见到“历史分析”这样的短语。相对而言，我们常见到“数学分析”这样的短语。在历史解释中，我们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归纳的。我们浏览历史，不论那是“大历史”还是“断代史”的某些细节，总之，浏览得时间久了，会有一些心得。如果这些心得可以表述为命题，这些命题就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反复想到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命题。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相当普遍地意识到诸如图8.28这样的理解框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若要解释转型期中国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是图8.28的全部，而不能仅仅是它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些仅限于用图8.28的右边解释中国现象的学者，我们说他们是“隔靴搔痒”，这是比较温和的批评，还有更激烈一些的批评者，干脆说他们“食洋不化”。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习回来，食洋不化，试图将中国的一切现象装在西方学术的框架里。在胡适那个时代，这样学术就已遭遇了广泛的批评。另一方面，那些完全沉浸在图8.28左边的解释框架里的学者，常被“海归”的学院派学者称为“土鳖”。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完全不了解在西方或在中国之外以往一百多年学术思想的进展。于是，他们“闭门造车”，并希望由此建构的理论能够“出门合辙”。结果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极少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是，以“海归”为一方面，主导了今天的学院，以“土鳖”为另一方面，主导了今天学院派以外的民间学术。我知道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在野”学者，他们主要依靠自学而成才或尚未成才。虽然，他们根据图8.28左边提出的中国现象的解释，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但是，毕竟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如前述，“令人信服”这一短语，它要求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的多数都相信的解释。今天我们讲的“社会科学”，我说过，它是西方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一百多年里，基于西方以往数千年的叙事，逐渐确立的一个学术传统。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既然是在社会科学传统之内从事研究，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事实上，从1850—1950年这段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仅用了图8.28右边的理解框架。到了晚近几十年，情况逐渐地有了改变。他们不仅用图8.28右边而且努力用左边的理解框架来解释中国现象，只有这样的学者才被认为是正宗的“中国学者”。这就是当代西方的汉学家，他们努力要以中国人的视角，甚至努力要以中国人的情感来看待和理解中国人的世界。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国学传统内，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多数学者仅仅用图8.28左边来解释世界。不过，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学者，有很多是我认为最伟大的学者，他们试图以图8.28左边和右边两方面的视角来理解世界。
最后，我想提醒你们，图8.28隐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基本困境。如前述，一方面，我们更相信图8.28左边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图8.28右边的解释框架来表达我们的社会科学见解。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表达自己，才是令人信服的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倾向于将这类问题留给“后现代”学者去解决。或者，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再探讨这类问题。
现在总结一下，我在图8.28的中央画了一个双箭头，意思是：中国社会科学要求的是整合，也就是整合左边和右边，从而能够实现老黑格尔的想象——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我自己相信，追求历史与逻辑的同一，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它未必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西方思想传统，无论如何，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主流传统，就是静态的和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情感的和动态的主流特征。当代的情况是，与中国学术相比，由于西方文明是强势的，所以西方学术也是强势的。那些生活在强势学术传统里的西方学者，于是很少有激励到我们东方来探索情感的和动态的思维方式。对吗？我相信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弱势学术传统里的学者呢？我们当然有强烈的激励去学习西方学术，然后还有无法推脱的责任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两方面的冲动联合作用，产生了足够强烈的激励，让我们追求一种新的综合，就是历史与逻辑的同一。
有一位西方社会科学家的优秀代表，我要介绍他关于社会科学的一些见解。他就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终其一生，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位边缘人。在这部作品里，他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这是一本小册子，《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一本方法论专著。
在中国大陆，因为奥地利学派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所以这本小册子在大半个世纪里是不能翻译出版的。现在这个译本是台湾夏道平先生的译本，你们会觉得不符合大陆汉语的习惯。下面这几页，是我从这本书里摘出来的，见图8.29—8.32。
图8.29
为了成为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米塞斯指出，你必须通晓经济学以外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这样的科学领域，还必须通晓诸如法学和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否则，你就会把行为科学与其他科学或学科的任务与方法“弄得混淆不清”。我们知道，凯恩斯在“马歇尔传”这篇文章里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仅仅懂得经济学，他还必须是一位数学家，同时必须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优秀的政治学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我记得在那篇文章里，他列举的是这四门学问。凯恩斯是著名的传记作家，他的文笔非常优秀。
米塞斯说，“经济学的研究，一再地被一个错误观念引入歧途。这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经济学必须照其他科学的榜样来处理。”当时，他批评的很可能是德国历史学派。不过今天，米塞斯的批评适用于那些努力要仿照物理学来处理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我们经济学家，因为见到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于是受了诱惑，希望能够像牛顿那样来解释社会。因此，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物理学”。我们通晓每一个其他的学科，是为了要研究“人类行为”（human action）。注意，这是夏道平的译本。他将人类“行动”翻译为人类“行为”，还特别在译者前言里面解释了理由。其实，行动和行为，在英文里有极大的差异。human action，我在我的行为经济学教室里从来没有论述过，我只论述过human behavior。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派的思想教父利奥·斯特劳斯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起》这部作品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类，是“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we are inbetweenbeings。介于什么之间呢？他说，between animal and god，介于兽和神之间。请注意，这里就引出了“行为”和“行动”这两个单词的极大差异。人类行为的更接近神的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 action”，而更接近兽的那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behavior”。借助于施特劳斯和阿伦特的阐释，我们可以说，“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这是米塞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下面这一页（图8.30），米塞斯提出了演化论的先验论。
图8.30
虽然米塞斯被称为“新康德主义”，但他的先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不同。他的先验论，我们说是基于演化理论的先验论。他指出，请你们读这一页，行为主体或者人类行动的主体，他不能任意选择他关于世界的公理。这就十分不同于康德所言的数学家。数学家可以任意选择公理体系，例如他们不选择欧氏几何学公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非欧几何学公理。而人类则不能任意选择关于世界的公理，因为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公理，人类就会灭亡。所以，能够演化到今天的人类族群，必定已经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足够多的真理性的关于世界的公理或假设。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米赛斯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我们可以把这几段文字看作对于图8.28右边的西方社会科学解释的一种批判。不过，如前述，米塞斯始终或大部分时间是西方主流学术和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如果他曾经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那么，我们从这几页文字可以推断，它应当是历史的或演化的框架。
经济学家是否提出过类似的解释框架呢？当然，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就是张五常的老师艾智仁。他195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学”。我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大约至少有三年，是引述了这篇文章的。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老制度学派的领袖凡勃伦，也设想过将生物学的演化视角引入经济学。当然，马歇尔自己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曾说过，他可以在达尔文的生物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在牛顿的力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最终，他选择了力学视角，也就是静态的和逻辑的视角。
图8.31
图8.32
现在，我为今天的报告作一个总结。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承担着一项什么样的使命呢？在图8.28的中央，我的概括是：寻求“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这当然很难，尤其对西方学者而言，最难。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与他们的西方老师相比，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我的意思其实是说，社会科学在西方和在东方的演化，历史地和逻辑地，将寻求历史与逻辑的同一这样一种社会科学解释框架的使命，交付给中国的或印度的或其他生活在东方文化传统里的社会科学家了。如果我们放弃这一使命，那么，将来，例如在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可能嘲笑我们，嘲笑我们无能，缺乏勇气，或者对历史不负责任。
我的见解画图8.33这张示意图里。满足逻辑与历史同一性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仍然要先回到逻辑的解释框架里。被观察到的行为的重要特征，必须被抽象为一些“公理”，也就是这张图右下角的那个集合A。但是，只有公理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满足于逻辑的解释框架，为了超越逻辑，为了融入历史，我们还需要图中左下角那个集合“情境”，记作集合S（situation）。我们解释任何一类行为，都需要有一组不同的情境假设。例如，解释你们这群人的行为，最常见的情境是教室或者“学校”。在学校这一情境里，你们的行为方式显著地不同于在例如“家庭”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例如“法庭”这一情境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例如“餐馆”这一情境的行为方式。由于情境的不同，人类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大致上，我们假设我们可以写出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情境的集合。当然，在解释转型时期人类行为的时候，这个集合可能很庞大，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例如贪污，这位贪污了数亿或数十亿的铁道部长，他在家庭里可能是富于温情的，在部长级干部群体里他可能被普遍认为是一位“仗义的朋友”。对于下属，他可能表现出另一套行为模式。总之，我们概括地说：他的行为是“情境依赖的”。
图8.33
我们解释转型期中国人的行为，于是同时需要图8.33左下角的集合和右下角的集合，它们代表了两套公理，右下角的集合是关于普遍人性的公理，左下角的集合是关于特殊情境的公理。关于普遍人性的公理，中西类同，例如，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有自利心，社会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有利他心。孟子假设“恻隐之心”，荀子假设“人性恶”，诸如此类。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假设的行为学涵义，并在不同的情境内检验它们的合理性。凡是人，就都有一些相对而言变化缓慢的价值观念。虽然人性本身也在变，但大致上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不变的，是行为学模型的参量，不是变量。
关于情境的公理集合，可能因具体问题而变化，否则，这个集合包罗万象，就很难建构行为学的理论了。首先，我们需要一些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常见的情境及其假设。注意，当我们列出一个常见情境时，它仅仅还是一个观念，例如，“谈恋爱”是你们可以想象的一个情境。但为了获得公理化的情境，我们必须赋予观念一些结构，于是就有“恋爱”和“谈恋爱”这两个结构，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进一步，我们应界定“恋爱”这一观念的内部结构。例如，它是否必须有异性参与呢？是否必须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交往呢？怎样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为里区分出“情感交往”呢？是否必须在进展到“幽会”的阶段时才有恋爱？如果不必如此，那么是否包括“单相思”呢？诸如此类的复杂的情感问题，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对于我们要研究的行为，只要足够用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开始运用逻辑方法，以这两个公理集合A和S为前提，推演得到一些解释，就是可检验命题。
回到图8.26，我们提供的社会科学解释（包括数学模型）应当与中国的数据相吻合。这样得到的解释才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解释”。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学术问题，今天我没有时间探讨。例如，凡涉及具体情境的时候，如何以公理形式表述呢？可以想象，关于任何一类具体情境的公理都是缺乏普遍性的，否则就不会有具体情境了。那么，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怎么能够推演出普遍性的命题呢？如果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怎么能称为“理论”呢？一个仅仅描述特殊行为的数学模型能够提供的普遍主义解释，其实不是令人信服的。当然，另一方面，一个普遍主义的数学模型，因为缺乏界定性，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大致可归入上述这两种类型。你们翻阅任何一份在中国出版的经济学期刊，读到的文章不外乎就是这两类型的。目前的情形，诸如《经济研究》这样的期刊，更频繁地发表基于普遍主义数学模型的文章，而诸如《农村经济研究》这样的期刊则更频繁地发表基于案例研究的特殊主义的文章。
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里面讲过，知识可以有“真”，也可以有“通”，他追求的知识境界是“真且通”，如若真与通不能兼得，他宁可求其真。这里的真，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解释，是“真正感”，而不是逻辑的真。真正感，我们仔细品味，三个字，每一个都很关键。核心的是“正”，不是“邪”。你当然可以有真实的邪恶感，但那就不是真“正”感了。其次，就是这个“感”字，有所感，有所悟，有激情，有情感——四个方面密切相关。金先生用字极考究，也因此，读他的文章需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熊十力语）。金先生说的“通”，是逻辑的通顺与自洽。知识若要令人信服，当然不能是自相矛盾的。你说你看到现在下雨并且现在没有下雨，你认为有谁会相信这样的陈述吗？不过，逻辑自洽的体系或数学模型，你可以制造无数多个，原则上你可以有的逻辑体系的数目是无限多的。金先生说，在情感上，他宁可求其真，而不能为了逻辑的通顺而牺牲真正感。他讲这段话时的心情我留给你们自己品味吧。
主持人：现在是提问时间，有问题的话举手就可以了。
同学：汪老师您好。在经济转型的时候，希望或保持一个政治稳态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包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一条腿在那里纹丝不动，而另一条腿极力地往前走。这样的话，是不是如果说你步子迈得越大，造成的损伤也就容易越大？您对这个事怎么看？我们要是能达到所期望的那样的稳态，会付出怎样的成本？
丁丁：这是可以探讨至少一小时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讲，不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你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是目前我们在报刊上或学术论文里的概括。我的观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发生了一个过激的波折之后就基本停顿下来。邓小平的智慧在于他直觉地意识到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要是后退的话，那这个政治合法性完全丧失是不是？那华国锋回来行不行？两个凡是派就回来了，所以你不可能后退。所以在政治的格局里边，只能往前走。往前走的话，你前面有台湾作为一种可能的稳态。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如果完全取消共产党意识形态，那国民党回来行不行？所以你前后都有狼和虎，那怎么办呢？
他的政治智慧表现在这儿，就是所谓一手松，一手紧。哪手松呢？就是经济自由给你，所以邓的智慧表现在用经济自由赎买了人民的政治诉求。这样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大概15年。在整个30年的改革期里，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就是严重的和普遍的政府行为的败坏。这成本当然是很高了，我仍然从学术的角度估计，就是我们今天这个40万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GDP，大概腐败系数至少是20%或者25%，最高也有估计是30%的。全世界平均数8%—10%，就是每100元的GDP有8—10块钱的腐败。那么中国大概有20块钱的腐败。那40万亿是多少的腐败呢？每年累计下来是多少万亿呢？就不知道了。滞后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问题是更理论化的。我问你，你能想清楚这问号吗？我们应当朝着哪个政治模式演变呢？完全的多党制？或者是什么方向？我想不清楚，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到底在长期的演变中，这个问号的政治模式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当然可以往这个方向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目前没有想清楚，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冲突。但是咱们发展研究院的学者比较中立，就是不太倾向于任何一个共识吧。
回答你的问题要从中国本土的资源，就是社会思想资源，或者是中国本土的这个思想传统来想一想。现在有几个关键词代表我们的情感方式，或者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仔细想想这些关键词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有哪几个词呢？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效率，公平。凡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基本上都同意它不是虚幻的词，它还是反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这时候就要用本土的话语、本土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滞后，是因为它有一个客观的不成熟，就是说你没有表达，政治体制改革要表达出来，你到街上去喊口号——要自由！要民主！一人一票！然后呢？是不是反腐败？行！怎么做？是不是？李敖在这里讲话了。自由，它是一个清单，你得写出来。像美国宪法修正案，一堆的条款在那儿，是很具体的。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民主也是一样，所以涉及整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想，把这个问号想清楚。少数人想清楚是没有用的，因为表达是政治表达。它要很多人想，想完了以后才可能有一个集结，一个社会集结，变成政治家的表达。
民主这件事情我是想清楚了，因为西方民主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它的实质就是，当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时候，他就有“autonomy”的诉求。至于你把“autonomy”翻成“自由”还是翻成“民主”，这都是西方的词汇，都无所谓。翻成“自由”，“autonomy”可能就是康德以前的自由。翻成“民主”呢，有一些问题，但是它就是中国的民主的孙中山的译法。孙中山的理解就是“自主”，“人民自主”，就是“autonomy”。其实，孙文当时也没有想清楚。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民主的核心是一套程序，比如是程序正义的程序。但是它又是手段。它实现了一个人的自由的诉求，比如说是这样，在我心目中想象，你可以有不同的排序。
在西方在中国都一样，就是当民众生活好转的时候，他往往要求这些。不管用什么样的口号表达，农民工、农民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诉求。长期而言是这样，短期呢？因为长期都是一个一个短期铺就的。短期内如果你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清单，那就只能拖延，真实只能拖延，因为民主是一套艺术，就不让你早熟，是一套妥协的艺术，你必须学会。学不会之前，只有流血，法国革命的流血。所以呢，这些问题都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问题。在西方也是这样，贵族把他们的权力逐渐下放给民众，你们把它叫作民主，对不对？这就是本质。因为人有这样的诉求，是不是？你们都熟悉马斯洛的金字塔。所以呢，幸福感是和这个有关联的。
所以政治转型它未来的模式是什么，虽然我个人现在没有想清楚，那只是表达不出来而已。它的真实的情感的诉求，大致上是可以预见的，就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哪怕是新一代的农民，现在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他也有自由的诉求。他首先不再是温饱问题，所以你现在找不到人了，1200元的工资已经请不来人。这个趋势是肯定的。大致上你的问题，展开讨论也就是这些维度。还有什么更困难的问题，拿出来我们讨论。时间是富裕的。
同学：您刚才讲到S集，就是历史情境，A集就是行为公理。（见图8.33）您刚才说西方的学者可能更偏重于行为公理。但这个观点我可能不太同意。比如说，当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出清的，但是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认识到怎么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市场非出清的情况下，从而推出一些可能是行为公理的东西。比如说消费心理倾向递减、投资倾向递减，从而开启了一个国家干预主义时代，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境的，从而开启了国家干预主义。您怎么看待凯恩斯呢？
丁丁：凯恩斯当时当然是意识到，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或者是马歇尔以前的经济学的一般性错误，就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它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一直到今天，凯恩斯的这个论断还是有效的，而且说服力很强。以至于今天我们在文献里、教科书里遇到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家，75%以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或者说都是新后凯恩斯主义者。也就是说，75%以上的概率都相信劳务市场不完善，不是像AR体系所描述的那种完全竞争的市场。这当然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起源。这就是用历史情境限制一般公理体系的解释力的一个非常出色的案例。凯恩斯是这样做的。但也正是因为凯恩斯偏离了公理体系的这个思路，他的经济学从来不被认为是纯正的经济学，这一点你应该承认是吧。
中国年轻的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是要处理这个困境。之前提到的在AER发表文章的那位年轻中国经济学家，他自己也承认只是为了说服西方人，这篇文章才发出来。为了说服中国经济学家，这篇文章没有意义。西方经济学家是建立在一般公理基础之上的，它是右半边的逻辑的解说，而不是历史的。
为什么米塞斯当时有能力写出后来再也没有人写的所谓《经济学的最后基础》，获得了这么多的洞见和灵感。就是因为他当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历史学派是要彻底取消历史公理化，而奥地利学派主张——奥地利学派是德奥一个分支，深受韦伯的历史观影响——当然还要维护经济学的一般公理、一般原理，所以才有这样一本书。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历史情境产生的。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困境里边。
类似的案例还有老制度学家凡勃伦，也是这样的，坚持左半边，批判右半边。中国的经济学受制度学派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在制度变迁，所以可以理解。他们或多或少抱有功利理性。很多年前我曾在清华有一个报告，就是论证这个框架，叫作情境理性（situational rationality），而不是公理化的rationality。situation rationality，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哈贝马斯，当时我归纳哈贝马斯在情境理性的十个思想来源，包括凯恩斯学派的的情境理性。事实上，凯恩斯、米塞斯是非常看重对方的，两人始终是惺惺相惜。米塞斯的著作用德文出版之后寄给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主编。凯恩斯后来向米塞斯承认：我的德文只能让我读懂你的书中我早已懂得的东西，读不懂那些我不懂的东西。他非常重视米塞斯。所以这十个思想源流可以作为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论证，帮助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家建构情境理性的解释框架。任何理性都要依赖自己的情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这样。方法论其实很深的，讨论了很多年。换句话说，你只能有一个一个情境的数学模型，但是这当然很悲惨。社会科学变得支离破碎，情境依赖，但是你得承认，必须承认，这是事实。
同学：现在学派中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假设自己是神，是宇宙，然后开始推论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比如马克思。另一种是科斯，从真实世界出发，一步一步推导归纳。您认为中国现今应该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比如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老师是归纳，林老师采用的是假设证伪，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方法？
丁丁：周其仁老师是经济史背景，强调历史的研究。林毅夫老师是芝加哥学派的典型，喜欢使用社会科学的逻辑解释框架。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为什么科斯在晚年要强调自己不是主流，而是被边缘化的法经济学家。他的方法在芝加哥经济学院也不是主流，这一定有原因。可以参见经常陪科斯散步的张五常的回忆文章。散步有时候就能熏陶出来，陪着散步者的人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科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推理出来的，是从空中抓一个答案。就像周老师抓来一个答案就对，然后论证，还真对。这种思维方式很难传授给学生，所以这不能让学院派的教授接受。这种方式可以用于私塾，但不适用公立学校大规模普及。杜威的教育哲学是：你给我一批傻瓜，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干活的人。这是公立学校的好处，它们可以大规模培养。但是它不能传授科斯的方法。真正重要的思想却真的是从空中抓来的，你们看过我写的一篇文章吗？叫《在墓地里思考数学》，我只承认直觉。
但是经济学院的和科斯的方法是否有共同点？有的。1998年科斯在AER上又发了一篇短文，解释什么是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看了那篇文章后，张五常认为科斯老了，走到岔路上去了。那篇文章不到一页纸，意味着科斯把交易费用概念定义为一般均衡，回到了学院派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但是科斯是不主张一般均衡的，他还是喜欢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问题。成本，即机会成本的概念，把科斯直觉主义的经济学和学院派的经济学放在一起。大学教育中，搞清楚“成本”这个概念就本科生毕业了。但是要研究生毕业，必须要明白“租”的概念。“租”是“价”的高级形式，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把“租”搞清楚。
同学：汪老师您好，今晚您比较多地谈论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您可否现在谈谈文化转型？可否描述并展望一下中国未来的形态？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在目前旧价值观破裂、新价值观没有形成的时候，您认为社会科学家该如何作出指引？另外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科学原创力的缺失和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的悖论？
丁丁：最后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你的问题已经包含了解答。我们社会科学家关注文化转型的时候，主要关心的是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今天的社会调查，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曾在北大和密歇根大学作过学生的核心价值观问卷调查。主要的结论是：北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正在成为西方的，而密西根大学的学生价值观正在东方化。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西方价值观正在趋同。文化还是有融合，这是对你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或者说，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到了这一步。
关于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认为它有意思，因为这正是中国三重转型期的特点，你没法平静地在书桌前面看书。从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中的“中国问题”。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就对人生问题的求解有兴趣，但是他不得空闲，被牵涉到中国问题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不得安静。转型期社会，政治结构不稳定。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议会（parliament）的代表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组成，只有中国这样。因为英国的议会是市民抗税的结果，所以理应大部分是商人。台湾张朋园先生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议会的代表70%—80%全是知识分子、社会名流，这都是教育部养着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商人太弱小，依附于政府和官僚。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同情民国时期的教育救国派的。杜威的教育哲学是核心价值观的灌输和实用技能的传授，即公立学校的原则。20世纪美国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家加德纳又在这两个原则上增加了批判性思考能力。这三个原则，核心价值观涉及你的第一个问题。孩子的价值观是在3—5岁形成的，在中国儒家教育中是小学，洒扫进退，比如说做事情有始有终。基本的做人道理，就是从你父母那里学会的，用不着上大学。但问题是，你父母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观吗？那是上一个稳态的核心价值观，下一个稳态的，不知道。这就是目前中国教育无法摆脱的困境：教育者不知道教什么，只能教知识。因为你要灌输老一套的价值观，被用在现代社会可能不幸福，或者用不上。所以社会科学者能做的事情很少。
真正的原创能力，我刚才提到的，应该是直觉。直觉需要两个因素：首先，你要具备一个敏锐的心灵或感受力；其次，你要有社会变迁的独特体验，比如家道中落、时代转型。这是最初的条件，之后在学院接受训练，找到那个非你莫属的研究问题。仿佛这个问题等了你几百年，你下笔之后又是悠悠千年在等待之中。那个非你莫属的问题打动了你，然后结合你的独特体验，最后结合熊十力先生说的“凌空”，激发出来思想的火花。这就是原创，它是很难的。当然，中国目前的大范围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转型期的阶段，创造的机会太多，所以中国人不愿意在美国生活，因为太枯燥，张五常说“so boring”，什么事都不发生，一天到晚，年复一年。他喜欢在中国大陆待着，或者香港。就是因为转型期的社会能够激发你去思考。
同学：汪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个人理解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它的转型都一定围绕着一定的核心，说它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罢，说是时代的内涵也罢，它毕竟围绕着一定的核心去运转。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缉思老师说过一句话：“美国立国百年能到现在，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一个霸主地位，它的核心在于美国梦，在于一个穷小子可以通过竞选成为总统，在于它的民主和自由。”那么我就想问，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把它比喻成烹饪一道美味佳肴的话，我想请问汪老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今后的30年乃至300年的过程当中，会加进一些什么样的辅料？或者请汪老师展望一下，这段时间过后，这份美味佳肴大概的成分会是什么，难道只是西方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那些东西吗？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大概会有多少？谢谢！
丁丁：这个问题不是回答出来的，是需要感悟出来的，我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刚才说了，在八十年代中期，出国之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苦于没有出路。
这是个实践的问题。我个人的实践就是办教育，就是在办教育的过程中观察学生的心路历程，或者说是变化。按照梁漱溟的教育方法，观察他们的心态和志向的转变，好像是有一些希望。
问题本身往往预示着解答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基本上我同意你说的，就是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民族性。但是这个民族性我不好强调的太多，否则会变成鲁迅先生那样激烈。每个民族的民族性确实是很显著，就如德国人的民族性、日本人的民族性，和美国、俄国人还有中国人的，都很不一样。
中国的民族性，我想起来梁漱溟年轻时候读书有一段感受，后来他写在给儿子的信里。他说小时候，大概是十几岁，因为身体不好，就受到劝告就学佛。他学佛之前就是真要进山之前还得学佛医，就是印度医学，因为你要自己给自己治病嘛，不能死在那。经过了种种的折磨之后，有一天他对着书房的四壁，就觉得思维完全枯竭，血液都凝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身没有任何灵感能激发出佛家的道理。对于他个人来说，心性之学是个人的事情，说不出来的。然后他就随手抽出来他父亲书架上的一本《论语》，那时，他读起来突然如沐春风，于是他就回到了儒家。
这种感受是个人情感的现象学描述。我相信在我教过的、在我们接触的学生里边，就有读了《论语》然后有这种感受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大学生会有这样的情感经历，就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你可以说它是民族性。这种情感是西方人拿了《论语》无论如何激发不出来的。在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从小孩开始的教育过程中，读经可能会把中国人的心性和情感逐渐凝聚成一种核心的价值。
你可以问一些老先生，现在还活着的九十多岁的老先生——只有九十多岁的，因为七十多岁就没有经过五四以前的、五四时期的事儿。你问一些九十多岁还活着的，或者一百零几的，中国的情感和西方情感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我有幸问过一次，我得到一个深思熟虑的回答，但是根本就不能令人信服。这回答就是：中国人重亲情。然后我拿着这个回答去问我的美国朋友，美国朋友说胡扯，你们中国人才不重亲情呢，兄弟之间为了分家吵得一塌糊涂的，是不是啊。他说反而我们美国人才真正重亲情呢。所以你看这老先生的回答，这是他个人的感受，也可能将来这感受有统计意义，现在不知道。总之这个问题呢，大致上不是中国问题，是梁漱溟说的人生问题。是用你的身心感悟实践，用你的身体去证。
同学：刚才他问到教育问题，我就想到个人层面，个人行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缺少一种东西——久违了的一种信仰。因为大家在堂而皇之地谈论很多东西，摆在上面的，摆在什么的，但是从我们身边的教育来看，从小接受的教育，咱们中国的教育讲究“言传身教”，但是我们平时的教育中就是“言传”的东西比较多，而“身教”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言传”的效果是最微弱的，但是“身教”却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说，就像包括有问题怎么样，感觉我们中国人都是很沉默的，但是我以为大部分人都是外表沉默、内心极其玩世不恭的一种怀疑者。我们嘴上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信，但是我们心里边却恰恰是什么都不信，我们是最敢怀疑的。我觉得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就说，可能这是不是源于自己的一种信仰的缺失，现在我们心里边不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我需要一所好房子，我需要一部好车，我需要有很多的money，但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什么呢？可能是我现在年龄非常小，我想不明白，希望老师能给一个您认为或者说是每个人的信仰能够集合起来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能达到一种进步就行了。谢谢！
丁丁：这个问题你能问就已经非常宝贵了，因为信仰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事件。我也无法回答，因为比上一个问题更不应当回答。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就是从信仰这件事情或者这个概念本身它涵盖了意义，涵盖了真实感情，它是一种情感。从这个情感来发表意见的话，确实我们今天当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没有信仰的时代当然就普遍表现为玩世不恭。这个在尼采的学说里边，1900年以前一两年的笔记里边，早就预见到了，但是也没有办法获得信仰。
我曾在清华发表过一个演说，题目是康德的一句话：“排拒知识，为信仰留余地”。就是说，你不要学一脑子知识，那没用，“排拒知识，为信仰留余地”。但是你只能留一个“余地”，因为你知识太多了以后，按照康德的理解，它挤压了信仰的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仰的情感方式本身是不能够灌输给你的，你只能在那等着，等着获得信息，获得信仰降临。在西方的信仰学说里边是这样。中国的信仰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我们观察孔子，就有类似这个信仰发生的过程。
你们都看《人间正道》这部电视剧，有一段写信仰的过程还是很真确的，就是剧中主人公一家三口在巴黎讨论了一个多月，反复读《共产党宣言》，看看是不是应当加入这个党。你们记得这一段吗？这就是信仰问题。因为信仰在西方的传统或者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里是身家性命都交托给这个情感了。当然，现在你很难找到这么认真活着的人。但是也可能你的这个感想，或者是我同意你的感想反映出来我的感想，可能有些过分悲观。我观察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人，现在他们都是我在实验班里的学生。我观察他们也不完全都是虚无主义，就是有点转过来了。他们开始读古籍，开始找到亲切感。
因为九零后的这些孩子家庭比较稳定，基本上已经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可以有一个思考的环境了。然后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如此复杂、黑暗，什么都有，是不是。那报纸又不可信，所以他就必须得自己思考。这些孩子学会了思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要有一些情感的依托。
对于他们，我只是用梁漱溟的办法，就是躲在那个三岔口的后面，观察孩子跑。教育者不能带着孩子走路。你只能躲在路口看这个孩子走路的步态是什么样，然后因人施教。孔子的教育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观察，看这些孩子需要找情感的依托，这时候他们为什么浏览书架上所有的书，相当一部分拿到的是《论语》这样的书。我在杭州没见过，在大连见到相当多这样的，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出路。因为心境的基础，就是李泽厚说的这个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积淀，就是一层一层积淀了多少年，叫深层心理积淀，这是很难在一二百年或者甚至二三百年的转型期里边消失的。这就是所谓民族性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被遮蔽了，大伙儿都忙着挣钱，或者互相有攀比的心态，或者家里边也需要你挣钱。但是等稳定下来，再稳定下来以后，再过一两代人，我们那时候才能观察。现在我没有任何现成的办法，你们可能不信。因为萨特早说了，这是心灵的败坏，没有信仰了。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汪丁丁讲义集：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 : 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 一 不动点定理”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