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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雄壮豪迈、激昂向上、催人奋进的进行曲流行,后来被选为中华人民其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样的时代最强音。20世纪伊始时以岳飞《满江红》为词的歌曲也是如此,其作曲者是大理人李燮羲。李燮羲,字开一、月卿,号剑虹,原名如桂,《续云南通志长篇》记为“李燮熙”。父亲李树池,字俊发,成年后从原籍大理城南七里桥的辘角庄移家到大理城开杂货店。清光绪元年(1875年),李燮羲出生在大理城内。父亲酷爱音乐,兼任当时大理民间音乐社团“洞经会”的主持人。
1904年,李燮羲带着12岁的女儿李怀兰一起赴日本东京留学入音乐学校(今帝国音乐学校)。此间,他积极参加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并与云南籍同乡杨振鸿、吕志伊、杨大铸诸君编辑由张耀曾任主编的《云南》杂志,在杂志上发表《音乐于教育之功用》《滇声》《云南大纪念(快哉安南)》《满江红》等作品。
其中《音乐于教育之功用》对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国的“乐教”经验做了精辟的总结,阐述了音乐教育的功用:“盖音乐者,使人合群之德,有进取之勇气,有爱国之热情也。我四万兆同胞人人能合群、进取、爱国,则内之足以谋社会之公益,外之杜列国之窥伺。国有不勃而兴者?”他因此以中国人民抗法为题编词谱曲《云南大纪念》,以及为岳飞《满江红》写了慷慨悲歌的曲谱。《滇声》则赞美云南有“金碧之秀,苍洱之灵”,颂扬滇人乃“武夫众多之乡”“饱饮敌人血,高唱凯旋歌”,此曲曾被护国滇军和讲武堂士官们广为传唱,激励斗志。
当时,这些时代强音曾经传遍日本和中华大地,影响及今。清末李燮羲学成回国,与女儿一起受聘于东陆大学及省城两级师范,任“音乐教席”和云南学府督办。这一年,清政府学部图书局出版了他编撰的《尔曲》。他在昆明创办音乐新学堂,推行鲜为人知的学堂歌曲,他因此被誉为“云南学堂乐歌第一人”。什么是“学堂音乐”呢?19世纪末,西方音乐已步入晚期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之交,而中国音乐却仍处于封建时代。变法维新的领袖之一梁启超曾愤言“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造国民之品质,非新音乐莫属,并将其视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因此,依托于刚刚兴办的“新学”,以西方音乐曲调填词而成为学堂学生制作歌曲之风应运面生。这些歌曲由此很快传唱开来,此即史称的“学堂音乐”。其创始人为晚清广总督张之洞,受外国学堂歌曲及中国古风影响,主要目的是“感发其忠爱之,鼓励其自强之志”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历来就是由田边地头、街巷胡同的歌谣和士大夫及宫延的雅乐组成,也就是“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极流行,河水不犯井水,一直到了近代出现了“学堂乐歌”,即由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用古曲谱新词,成为大家传唱的形式。
李燮羲在日本创作的歌曲,并回昆明办教育,到学校推广学堂音乐,教唱进步歌曲,激励师生的民主革命情绪就是这种新形式的体现。这种形式代表着先进文化,既开了时代新风尚的先河,又标志着新音乐时期的到来。在云南,李燮羲是最早的传播者,其功不可没。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军政府成立后,李燮羲任军政府参议院参议,后任安宁知事。随护国军西征,在四川督军中任军法处长。后因攻城负重伤,退职至贵州养病。
1918年辞官回大理,组织“苍麓诗社”和洞经乐会。此间,他写出另外一种风格的《竹枝词》,如《大理“绕三灵”》《吹鸦片烟》《大理观音市》等,体现出其多才的智慧。1924年,应同学杨希闵之邀,李燮羲赴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官。不久,他随滇军返云南,退居昆明翠湖东路故宅。1925年,他目睹大理大地震惨状,奋笔谱写了《大理地震歌》,激励精图治民众抗震救灾。
1926年8月19日,李燮羲病逝于昆明,享年51岁。1927年,民国政府革命军新闻出版社出版他生前编辑的《雪耻唱歌集》,纪念他逝世一周年,于右任先生为之题辞:“音乐感人深矣。”李燮羲曾有一首诗写道：匣中三尺剑,座上七弦琴，起舞惊天地,豪吟动古今，花月邀朋赏,诗书冶我心，青春休错过,珍重值千金。这首诗就代表了他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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