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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被砍伤114天之后，眼科医生陶勇恢复出诊。
由于还处在康复期，他只能每周三下午接诊，每周只放10个号。
病人和家属十分关心他术后恢复的情况，鲜花、水果篮、地方特产堆满了屋子。
“内心平静又感动”，这是他对自己第一天出诊的感受。
一周前，陶勇参与的一档访谈节目悄悄上线。
节目叫《无话不说》，拍摄于4月22日。
主持人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现腾讯网副总编辑、首席主持人陈晓楠。
面对面，心贴心，镜头面前没有秘密。
他打开心扉，倾诉自己从医以来的矛盾与无奈，信仰与现实，受伤与康复情况。
双眼泛红的陈晓楠温柔地问：
“你估计什么时候，或者期待吗？重新走回你那个办公室，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落座，等待着见病人。”
他开心地像个孩子：
“我想五一之后就再过几天，然后就开始慢慢看点门诊了。都憋不住了，我得跟他们唠唠啊。”
对医学上瘾的他，没有食言。
01
时间往回拨动。
2020年1月20日，正在出诊的陶勇在办公室被人砍伤。
左手前臂、手掌处的神经肌肉血管被砍断，两处神经断裂，左手失去感觉。
头部被砍伤，颅脑外伤、枕骨骨折。
失血1500ml，意味着全身三分之一的血已经流掉。
7个小时的全麻手术，2周的重症监护，他终于脱离生命危险，捡回了一条命。
图源网络
早在出事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2月24日。
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医生杨文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行刺。
凶手持刀反复切割、捅刺杨医生颈部，导致其颈髓横断合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这就是轰动一时、震惊全国的孙文斌故意杀人案。
图源网络
因为这起恶性伤医事件，医院对包括陶勇在内所有医生的座位做过一次改动。
办公桌都朝向外，让医生留心外面的情况。
虽然心怀恐惧，但一投入工作，全神贯注跟病人交流，就会把警惕心抛之脑后。
陶勇没注意一个人当着面，拿着刀走在他的身后。
瞬间，一刀直接砍在了后脑勺，一股特别巨大的撞击感直接袭来。
他下意识地去摸一下，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手也被刀砍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砍杀。
意识清醒的他赶紧夺路而逃，进电梯，跑到楼下，躲到屋子里，把门反锁…
凶手则拿着菜刀紧追不舍，从7楼追到6楼，最后被赶来的保安制服。
要不是有3位见义勇为的人挡了几刀，他当场就会被砍死。
“回想起来，在我身边的这些治过的患者，没有跟谁都这么大的仇，没有把谁治瞎啊。”
直到做手术的那一刻，陶勇都不知道是谁要杀他。
当别人告诉他凶手是谁的时候，他当场震惊了。
凶手是一个农民，双眼高度近视，接受过多次眼部手术。
“如果不是我给他治的话，他那个眼睛，我相信去了90%的医院，是要放弃掉的。也就碰上一个我这样轻易不愿意放弃的医生”。
在背上钉着6颗钉子的情况下，陶勇忍着巨大的腰痛，为凶手做了2个小时的手术。
这才保住了眼球，保住了视力。
结果却凉了所有人的心。
“你费了那么多工夫给他治好了，保住了他的眼睛，有一定的视力之后，他就来杀你了。”
真荒谬，真荒唐。
02
医术精湛、待人宽厚，陶勇在患者心中是心中的天使、完美医生。
从医10余年，病人十余万，手术15000多台，他是全国最顶尖的眼科医生之一。
他出生在江西小县城，成长在粮票油票的时代。
小时候，他体弱多病，时常会去医院。
他还亲眼目睹医生从母亲的眼睛里挑出一颗颗结石，帮助患有沙眼的母亲缓解疼痛。
再加上家族自有学医的传统，所以他觉得做一名医生很有价值，可以去帮助别人。
1997年，17岁的陶勇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一家人坐着绿皮火车，经过两天一夜，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首都。
在路上，他们各种憧憬，想象北京是什么模样。红墙碧瓦，碧水蓝天，好像以后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大道。
等这一天等了17年。在天安门面前，一家人抱头痛哭。
在学医的道路上，陶勇是幸运的。
有一次，他在医院值夜班。
一位抱着孩子的家长赶来求救。
老师二话不说，直接去抢救孩子，2-3小时之后，孩子的身体还是冰凉的，但他一直没有放弃。
遗憾的是，孩子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家长也没有任何怨言，抱着孩子就离开了。
这是他第一次目睹真正的医患之间的关系。
这次经历是从医的开始，也奠定了从医的理念——
“医学不是一个职业，并不是说一定要是买卖，而且人和人是可以互相信任的。”
从医10多年，他会帮病人垫钱，会去救一些有传染性的病人。
面对排队看病的队伍，他会买面包给病人吃，让病人耐心一点。
他从来不限号，晚上12点还在出诊。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下班？
他会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
“这些患者如果限号的话，意味着要在北京拖家带口，找宾馆吃的，要好几天。
因为我干的这个事情，其他人干的比较少，所以他的选择不多。例如一些艾滋病患者，敢于给他们做手术的，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仁者医心，他放不下病人。
03
被砍事故发生之后，媒体舆论把陶勇奉为最完美的医者、仁者医心的典范。
这一次面对镜头，他回归本真，不要宣传上的虚无。
他忏悔一样地说出了不敢说的话。
“我觉得这些年，胆子比原来更小了。我希望有人告诉我，我能怎么办。
为什么我有时候自己对自己都很失望，我可能宁可就让患者，就是这些摆明了不可能信任我的患者不要成为我的患者。
我有时候很痛恨，为什么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不是陶勇的错。
医学本来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是，病人只相信一元论。
什么是最好的药，什么是最好的手术，治完了必须是最好的结果。
于是，病人把医学绝对化，让医患之间产生了不信任。
有一位病人，被怀疑是淋巴瘤，需要做病理化验。
两口子纷纷下跪磕头，恳求陶勇救命。
殊不知，做病理化验需要摘掉病人的眼球，这存在很大的风险。
如果确诊淋巴瘤，一切还好说；但如果不是，该怎么跟病人交代？
未来可能需要面临患者和家属的不依不饶、无理取闹。
于是，胆子变小的陶勇不忍心地拒绝了。
还有一位急性视网膜坏死的患者，30岁左右。
他的视网膜就跟破布一样，会烂掉。
如果使用各种抗病毒药物及时控制，还有可能保住眼睛，保住一定的视力。
可惜的是，他是农村里的老小，一个妈宝，自己拿不定主意，第一时间选择了不治。
后来，他还把妈妈姐姐叫来一起商量。
这样的病例，最后只会陷入无休止的家庭纠纷之中。
于是，陶勇对他说，你到别地去看吧。
没有光鲜亮丽的美丽，更多是人间的悲欢离合。
医学背后就是一个人性的漩涡。
陶勇坚信着：
“与其说病人到我面前，告诉他行还是不行，更多的时候是取决于病人自己的表现，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路下去。他需要长时间地跟你一种互相信任。”
2009年，他参加了一个公益医疗队，给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
其中，一位阿婆患有严重白内障，看不到一丝光。
儿子矿难去世，自己的身体里还长了一个大瘤子。
按照当地风俗，老人的寿衣需要自己做，否则死后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为了了却最后的夙愿，她真的需要这一点光。
出发之前，老师曾叮嘱，不要惹祸，复杂的不要去碰。一旦失败就是污点，对未来的职业生涯不大好。
在纠结之下，陶勇还是给她做了手术。
一个星期之后，阿婆走了。
去世之前，她的寿衣做好了，丈夫和儿子的照片也封在口袋里。
这段经历让陶勇意识到，
“你的一个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都不只是一生。
如果我不给她治，可能我心中也会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是我的一个勇敢，这个勇敢不光救了她，也救了我自己。”
陶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内心也会纠结。
他每天走在这两个世界里。
长叹一口气之后，他会说，
“既有纠结，也有很多让你鼓励的点。我不会痛苦，得这就是我成长的一个必经的路。”
04
再一次谈起凶手，陶勇并没有仇恨。
“他的不宽容，让我付出了接近生命的代价。
对社会的仇恨、不开心，靠我们医生真的很难。
也许在他心里只能接受一个结果，治完之后完全正常，甚至好于原来；否则会继续原来的生活。
反而，坐牢对他更容易。”
理解不意味着宽恕。
频繁发生的暴力伤医，让年轻医生对信仰产生了动摇。
受伤的这段时间，许多患者更找不到看病的地方。
“如果每一个患者都想让自己得到最大化的照顾，但在医疗资源紧缺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一个规则，最终结果就是大家不仅得不到最好，而且每个人连最基本的都得不到。”
他对病人心急，对对医患关系感到担忧。
现在，他每周都需要接受康复治疗。闭着眼睛去感受陌生的触觉，努力让自己恢复神经的敏感。
跺脚挣扎，紧闭双眼，每一次疼痛就像有人在紧紧揪着你的肉。
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用右手打字，续写自己的《眼内液检测》一书，让书尽快面世，帮助他人。
“当你再次坐到那儿的时候，你会怕吗？这个事情不会颠覆你吗？”
他笑着回答，
“我觉得我对医学的理解进了一大步，我在鬼门关里走了一圈，我还能够站起来，我还能够坚强。”
“看病最快乐的那个时刻，到底是什么？”
他生动地打个比方，
“医生这个职业虽然疲惫但是更多的是感动，就像看玫瑰花一样，有的人只看到了刺，他看不到花。
我们看病的时候最享受的是一种亲情，而不是一种初恋。”
陶勇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个人的脸庞。
对抗人生的荒谬，就是嘲笑它。
面对、解决、放下。
劫后余生、凤凰涅槃的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捧着光明，照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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