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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桢，宋仁宗，大宋第四位皇帝。庆历三年，任用范中淹等开展“庆历新政”，因反对势力强大，终止改革。但赵祯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宋史》赞美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史学家将仁宗在位期间概括为“仁宗盛治”。他善于书法，特别擅长飞白书。有《御制集》一百卷。《全宋诗》录有他的诗作。
宋仁宗的成功，在于性情宽厚，不事奢华，时时注意约束自己，对下属臣子宽以厚待，虚怀若谷，诚心纳谏。用人方面，知人善用，因此在位期间名臣辈出。两好合一好，相互信任，互相帮助。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修养和定力的。史上记载，谏臣包拯屡屡犯言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继续接受包拯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
包拯，何许人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脑门上有个小月牙儿黑脸青天大老爷。包青天命好，遇见了宋仁宗。如果换做纣王，小月牙黑脸早成“肉泥”了。比干的心都能剜，你这黑脸小生算个啥！这就是“两好合一好”绽放出的美丽。
大宋江山，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二百四十个州。皇帝随便安插一两个人去当当官，哪怕这个人本事不怎么样，手伸五指还有长短，就是一两个滥竽充数又能如何！不行，还真的不行！
皇祐二年，宋仁宗兴致勃勃的下诏，让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去做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张尧佐系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能力有限，为背后有人之角色。包拯时任监察御史，对此人就有异议。他认为提拔张尧佐是错误之举，属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包拯直言上书反对，群臣响应。面对强大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次年，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帎边风，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又一次挺身而出。张尧佐见包拯等人强烈反对，怕犯众怒，表示不接受委任。宋仁宗顺势借坡下驴，再次收回。
想想不就是提拔一个人么，而且是皇帝的亲戚，干嘛呢！事过有二，还有三。这一回，宋仁宗下定决心要把事情办成，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包拯反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沸腾。张尧佐身为主官，怎能说没有过错呢！”宋仁宗叹了口气，小声说：“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升一个人就这么难吗！”
话说到这个地步，包拯反而更加理直气壮，不依不饶，一二三四五，说得有理有据，说得唾沫横飞，一直溅到仁宗的脸上。张尧佐在旁，听得心惊肉跳。宋仁宗无理由反驳，气得只好甩袖而去。宋仁宗第三次提拔动意不了了之。
宋仁宗不仅遇上了包拯这个不要命的，还有一个同样得理不让人的“刺头”，姓蔡名襄，铁面无私，不给仁宗的面子。
景祐三年，范中淹因为弹劾宰相吕夷简不成功，反而被降职饶州，欧阳修、余靖、尹洙上书援救也不成，结果三人同时被贬，赶出京城。四位难兄难弟，各奔东西，到边远的地方“凉快”去了。
身为小小的一名西京留守推官，年轻的蔡襄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创作了一组诗《四贤一不肖》，公开称赞范、欧、余、尹为“四贤”，与朝廷唱反调。宰相吕夷简气得牙痒痒，上书宋仁宗要求处罚，仁宗却无动于衷。
庆历三年，蔡襄被仁宗任命为知谏院谏官。次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内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烧毁。一向信佛的宋仁宗命人把灵感寺地宫所藏佛牙舍利移入内宫，想重新建塔供奉。
蔡襄得知，立即上书，反对说：“非理之福，不可缴幸。今民生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将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
反对就反对，干嘛还嘲笑宋仁宗和舍利，舍利保护不了自己，证明灵性不够，你仁宗还不修人事，劳民伤财，建塔供奉，岂不是玩笑吗！仁宗仁慈，不予理会，但抛弃了宫内建塔供奉的想法。
皇祐六年，宋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病逝，仁宗悲伤不已，决定高规格治丧，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并拟好碑文，想让蔡襄书写。蔡襄书法属当朝一流名家，但他本来就对皇帝高规格操办张贵妃丧事不满，并多次上谏阻止。这家伙竟然一口回绝了宋仁宗，就是不写。悲伤之中的仁宗，心情该是怎样！
惺惺相惜，蔡襄是一条汉子，办事公道，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嘉祐五年，宋仁宗提拔蔡襄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掌管全国的财政大权。由此可见，宋仁宗的博大胸怀，对人才的爱惜、赏识和重用，完全取决于对国家有利为原则，而非是由个人的喜好所决定的。
惜人才，做红娘，宽容纳谏，大宋仁厚皇帝赵祯，1063年病逝于开封，享年五十三岁。乾隆皇帝曾说：有三个帝王，为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赵祯。（3）（文／江淮小菜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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