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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自称“一生惟赏杜陵诗”，但无论是写诗还是填词，都看不出有多少是效法杜甫，倒是受李贺的影响更大些。他曾将杜甫与李贺比肩并论，说李贺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与杜甫相比，杜在这个年龄还不会写诗呢，但诗传后世，“千百年大名之垂”，李贺与杜甫是同样杰出。
纳兰性德与李贺
纳兰性德对李贺的欣赏甚至自比，有很深的原因。纳兰性德的诗词中，有一种隐隐的悲哀，就是认为自己很多愿望此生不能实现，要到来生去寄托，他认为自己可能会像李贺那样早逝而去。
两位天才诗人都因人生际遇苦闷而在情感上与楚辞贴近：李贺喜欢“听取青光写楚辞”，能妙得楚骚神髓；纳兰性德也自称“日夕读《左传》、《离骚》，余但焚香静坐”，“读离骚，愁似湘江日月潮”。
纳兰性德五言古诗《拟古四十首》之十：“宇宙何荡荡，彼苍亦安知？屈平放江潭，子胥乃鸱夷。升沉本偶然，遇何宁有时？千古恨如此，徒为吊者悲。微生一何幸，勖哉遇昌期。”
诗人感慨自己一个微小的生命能生存在一个兴隆昌盛的时期，但也感叹刹那间的生命所寄，会遭遇偶然的升沉，千古遗恨与此生无常，就如屈原之愤，吴子胥之悲。
屈原的怀才不遇，愤世嫉俗。楚辞所表现的对宇宙嬗变无限、生命微小有限的深思追问，给了纳兰性德以深刻影响。使得纳兰性德有一种对未来不抱奢望，在疾病纠缠，所欲不得的生命催迫感，浓重了他的诗词中的悲凉哀怨之气。
纳兰性德写过一首最长的排律《和唐李昌公恼公诗原韵》，是对李贺长诗《恼公》的规行矩步。“恼公”犹言扰乱我心曲，古人常以此为“狭斜游戏之作”，也用“恼公”指代冶游艳词。
李贺《恼公》诗属后者，即浓词丽笔写冶游情事，在当时有惊世骇俗、反抗伪道德及体制对个性的压抑，因此曾备受指责。纳兰性德的这首排律是对人内心自油渴望的一次放纵，以艳歌的形式内容去神会李贺的风采。
李贺的诗大胆讽刺黑暗政治与鄙俗的社会不良现象，咏物抒怀以表现心事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这些都对纳兰性德的诗词创作产生很大影响。
如纳兰性德的效古诗《范彦龙古意》，全诗二十句，讽刺了宫廷内行为的虚张声势，官场的趋炎附势和庸官俗臣的碌碌无为，表达出非常鄙视的态度。
纳兰性德虽身为荣华富贵人，却对“勋名过眼息”有着清醒超越的认识，鄙视功名利禄的诗句比比皆是，直抒笔端。
纳兰性德和施道源
李贺诗多从天运立言，不及人事兴亡，而纳兰性德的诗词既有宇宙茫茫、万物虚设的天问，又有“世事看弈棋，刼尽昆池灰”的满眼兴亡，更多了一些时光倏忽，人生苦短的悲慨，与一种不知所趋、无所适从的无聊和茫然。
在李贺的传说中，他是随绯衣人贺赤虬飞升入仙都月圃，实现了他孜孜以求的踏天割云之志，成为久来向往的仙人。而从纳兰性德咏鹤诗中，似可以看到这位诗人“孤鹤”的身影。
在纳兰性德诗文中所记载，与道教人士的交往和对道教所论，曾是多于佛教的。他二十二岁的时候，有一位叫施道源的南方道士进京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并设醮以祈雨禳灾。那时候北京城经常受到洪涝灾害。
结果法事灵验，京城名流争相与这道士结交，纳兰性德与施道源也有了交集，并留下两首诗：《送施尊师归穹窿》和《再送放尊师归穹窿》。
纳兰性德在全面接受汉文化教育时，就认为儒道佛是相融一体的，儒学、道家、佛教的书都要读，因此他读书涉猎非常广博，也乐与鸿儒文士之外的佛道教人士交往。
在京城就曾与道士施尊师有过深入交流，对“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进行辨析请教。
“施尊师”即施道源，字亮生，号铁竹，他在顺治、康熙年间都是一位道教名人。顺治年间他曾三次设醮施法，每次都有鸾鹤翔空，蔚为奇观。顺治皇帝赐予法名“道源”，法号“养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师”。
康熙年间进京祈雨，大功告成后纳兰性德以重臣之子求见，但讨论的是哲学问题：“吾儒太极之理在物物之中，则知一之为一即在万法之中”，“万法归一，一归于万”，对“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作了辨答，论辩中既隐含禅机，又彰显儒气。
但纯粹的心性思辨未能解决诗人不可摆脱的人生际遇之悲苦。仰望星空所能听到的只是一曲鹤唳孤鸣的回音，交响于他的诗心密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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