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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技艺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多样，包括刺绣、缝纫、纺织、印染等等。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就产生了纺织工艺，经过殷商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已具有较高的水平，湖北江陵马山楚墓、马王堆汉墓都曾出土大量刺绣实物，种类丰富，工艺精致。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盛世安稳、男耕女织的平和生活是古人最大的愿望。《地理志》果说战国时的扬州“男子耕农，种禾稻麻纪，女子桑蚕织绩”:《后汉书》记载汉代四川“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汉书.景帝纪》夏四月，诏日：“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朴素地说明农事与女红是最重要的民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各种手工技艺也有所发展，刺绣更是将手工技艺的实践性与妇女礼节德行的精神性结合起来，广大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红是妇女必不可少的德行之一，她们在刺绣过程中，不仅创造出物质产品，更通过绣样所描摹的内容习得诸多道理。刺绣内容除了花卉纹样，多是描绘符合礼教德行标准的神话传说、歌颂忠孝节义的故事等，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道德教育。它与男子所接受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规儒家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女红是女子在自己闺房中所从事的单调的活动，除了来往相近的姐妹、母亲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交流的人，她们的知识来源也就仅限于可用于刺绣内容的人物、故事和道德准则等，形成普遍的、自我封闭式的闺房教育，女红便是这种教育重要且有效的方式。
小说《红楼梦》中探春给宝玉缝制精美的鞋，袭人、宝钗给宝玉绣白绫红里的肚兜，黛玉和宝玉赌气剪掉自己为他绣制的香袋，可看出这些贵族小姐、丫环们都能做一手好针线。黛玉、宝钗、湘云她们或是富家女儿，或是公侯千金，她们这些闺房女红不是为了谋生糊口，而主要是用来乐生、养生、陶冶性情，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女子端庄、细致、贞静的品格。因为她们所学的刺绣技术如绣鞋、绣荷包等，工艺过程十分复杂，绣品越是精致美丽所需工夫也就越大，对女子的耐心程度有着很大的要求。在男耕女织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力的女孩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刺绣是她们消遣、养性和从事精神创造的唯活动， 渐渐形成了“闺绣”，除此之外的民间刺绣亦较发达，绣品可以自用，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项来源。《女红传徵略. 平原县志》载有“赵氏，生员针满，适恩县皱涛。涛门祚中落，依妻家以居，寻卒。赵年二十二立嗣天志，未几，母家亦中落，遂以女红针黹自瞻。严冬酷暑，昼夜不辍。延师教小叔，滋为授室、补诸生。葬两世五长，嫁两小姑，皆独立为之。赵少承祖父家学，能诵能传，绘白描人物极工。又能擘发为观音象，及夫亡皆不复为。”“这段记载，讲述的正是女子自立、自强，以刺绣来维持生计。
女子人格实现的承载体--女红，两千年来成为女子受教育最典型的形式和妇德的象征。《女论语》是唐德宗时宫廷女学士官宋若莘所著，其中“学作”一章对女红叙述比较详细：‘“凡为女子，须学女工”。一学纺织，“纫麻绩纪，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忙";二学采桑养蚕，要辛勤料理，早起晚睡；三学缫丝织造，织成绸绢，积丈成匹，其功乃成；四学缝纫刺绣，“刺鞋做袜，引线绣绒，缝联补缀，百事皆通”。千万“莫学懒妇，积小痴慵，不贪女务，不计冬春，针线粗率，为人所功。嫁为人妇，耻辱门风衣裳破损，牵西遮东，遭人指点，耻笑乡中”。这正是以女红品评女子德行的最直接的表述，短短几句话不但将女红分门别类，每一项皆需熟练掌握，又指出懒惰、活计不好的女子会遭人耻笑。任何女子接受如此的教育“理念”都不好意思怠慢自己手里的活计了，以致女红在生活中代代相传成为女子日常行为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因此女孩子学习刺绣，既是一种技艺的掌握，也是思想德行以及艺术教育的启蒙。
《礼记.内则》中说：“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泉，治丝茧，织红组糾，学女事，以共衣服。”"这里讲女孩子十岁以后就不轻易允许出门，需听从尊长的教诲，学习如何做个温婉柔顺、知书达理的女性，还要学习纺麻织布，煮茧缫丝，纺织缯丝等活计，来补给家庭日常所需的衣服，表明古代女性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学习如何纺纱织布和裁衣缝纫。《木兰诗》的一开头“叽叽复叽叽，木兰当户织”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替父从军前温良娴静又忙碌不休的女孩。《孔雀东南飞》果写刘兰芝少女时“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待嫁入夫家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就这样仍得不到婆母的一丝怜悯“一日断五匹、大人犹嫌迟”刺绣是“女红”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且普遍易学的手工技艺，是用彩色丝、绒、棉线，以绸缎、布帛等材料凭藉针在其间的穿刺运动，构成花纹、图象或文字，也称“针黹”。虽然它与其它“女红”技艺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是妇女为主要从事者，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传统工艺，但是刺绣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人们常以刺绣的技艺作为衡量女子心灵手巧甚至个人修养素质的重要标准，在平民阶层中，女红多被定位成直接的生存之需和持家之本的手段：统治阶层倾向于从立国治民的角度来考虑女红的地位与作用，从而重农桑劝耕织。
我们今天在以客观、理性的角度关注女红时，不应仅仅把它看作是谋生的物质技术，它的人文价值是女性群体在精神、灵魂和情感等方面的集中表现和流露。学习刺绣，除了能为女性提供职业选择，还可从中重新发现自我价值，进而“以绣自立于世”、“以绣自强”，这是沈寿在传习所留下的刺绣理念，也是中国女性性别自觉意识的萌芽。出于自身的社会生活需要，不受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和市场价值所制约，她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针一线代代相传，外祖母传给母亲，又传给女儿，通过女人手中这根生生不息的线，传承着中华民族女红文化。
早些时候刺绣用途是为装饰衣服以表征此人的地位尊卑，具有政治辅助工具的作用：后来逐渐扩充为美化生活的装饰物，并且普及民间。荷包刺绣的创作者来自于民间，她们把自己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巧妙地融进作品中，从而使这些装饰性的佩饰也含有美化生活的意义。传统社会女红与家庭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家庭，女性成员基本包括母亲、女儿和媳妇。女子从小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做针线。在她情窦初开或谈婚论嫁时，更会饱含深情精心绣制一些香囊、荷包、鞋垫等送给意中人或心爱的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女红以物件的形式和情感的承载记载着从女孩到媳妇的转变。女孩因婚姻关系进入个家庭成 为媳妇时，确定其家庭地位和身份转换的重要因素也是女红，她以自己精心绣制的各种陪嫁品：荷包、鞋垫、衣物等赠送亲友，以此来建立、确定与新家庭的人际关系，在以后的生活中，为家人生活所需而进行的绣制工作一直伴随着她身份转变一从媳妇变为母亲、婆婆。女子刺绣的手艺高会受到婆家的喜欢，而且好的作品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因而荷包还带有一定的商品色彩。
民间妇女在艺术活动创造中作为重要的创造主体以特有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艺术才能以及在社会、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她们所表现的艺术既有美感又兼有广泛的影响力。妇女勤俭聪慧、心灵手巧、细腻温柔的特性，体现在艺术上就确立了委婉含蓄、纤细柔和之美，这就是女红技艺的艺术价值。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价值判断使女性个体对自己的期待与价值判断更多的來自于在生产生活中心灵手巧的完全体现，她们往往都是在女红创造过程中得到自身价值的肯定。一般来说，生活在富裕人家的女子研习女红并不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压力，而是为了养成特定的素质，她有充足的时间去挥洒她的闲情逸致，消磨时光。民间刺绣出自农妇之手，贫苦人家的女子从事女红更多的是出于生计的考虑，民间女子心灵手巧已不仅是获取别人好评的资本，而成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出“ 刺绣五彩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冬至》中的诗句，《千家诗》在诗后注：“添线者，言冬至后日渐长，以女工之当刺绣时，多添一线之功夫也。”冬至以后日长夜短，女工刺绣正可利用白天时间添线多绣几针，这种早晚赶活计定是绣女为了生活而忙碌不停。
世代相袭的女红使女子养成了细致耐心的生活习惯、勤俭持家的道德风尚和文静坚韧的闺秀品格，同时也学会了持家的主要技能，昔人云“妻贤看儿衣”，从而养成了对美的爱好和审美的艺术修养，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女性较为普遍的特征。针线活种类繁多，绣荷包只是女红技艺的一小部分，它的实用价值也许没有服装、鞋袜、帘帐等绣品的实用价值高，但是它所承载的观念和内涵是有其鲜明特征的。女红文化体现了民间妇女在绘画构思中的率直自然，表现了她们纯朴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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