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3671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三、知类通达:孔子人才培养的能力标准
孔子设教,特别重视德育教育,把人格培养放在第一位,教弟子先做人后成才。做人的基本标准是“仁”,做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具体德目有孝、悌、忠、恕、让、恭、宽、信、敏、惠等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人要做好,但只做人还不够,还要“学文”,学本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文”即文化,包括《诗》《书》《礼》《乐》等在内的一切传统文献。“修德”与“学文”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只是在理念上有个先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古代圣贤的前言往行中汲取人格力量和智慧,既实现了修德,也承传了文化,培养了能力。
孔子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不是空头理论家,他“不语怪力乱神”,而特别关注现实人生。弟子季路“问事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做好今生人间的事儿才是最重要的。他对弟子的培养也注重实用,反对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其培养标准是“知类通达”。“知类”就是能触类旁通,具有联想能力;“通达”就是通于理,达于事,具有实际应用能力。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朱熹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孔子教人,注重引导弟子自己探索,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嚼饭喂人。他对弟子相机诱导,适时启发,不到一定的时机便不作点拨。应机设教,随问作答。“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弟子不能“举一反三”,是不知类,故孔子则不复矣。颜渊“闻一以知十”,大智若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孔子以为贤;子贡子夏“知类”,孔子誉之“可与言诗”。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从老师“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答语中,悟出《诗》之“切磋琢磨”的意义,人要不断地追求完美,接近崇高,孔子夸奖他“告诸往而知来者”;子夏由孔子“绘事后素”的回答联想到“礼后”的人生道理,孔子赞叹“起予者商也”。此二子连类而及,触类旁通,把“诗”应用于人生修养,孔子以为“始可与言诗已矣”。《诗》不只是文学,而是人生的教科书。学《诗》,其实是学生活,能记诵,而不能用,也是徒然。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你能把《诗》三百篇背得滚瓜烂熟,解说头头是道,可是交给你一方政务,却做不好;派你出使他国办理外交,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背诵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读书本为用,不能用,等于白读,失去了读书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学注重能力的培养,反对纸上谈兵,所以,他对有一技之长的弟子都非常欣赏。他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
孔子虽然未许这几个弟子以“仁”,但认为给他们一摊子事儿,他们都能够做好。在孔子眼里,他们距离“君子”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可称之为“器”。孔子说:“君子不器。”但“器”是成才的基础,能成器,进而就能成才。《公冶长》篇载:子贡问孔子:“赐也何如?”孔子说:“女,器也。”子贡问:“何器也?”孔子答:“瑚琏也。”以子贡之才,孔子尚以为“器”,可见孔子的人才标准是很高的,不仅要“知类”,而且还要“通达”。“通”,就是能够“一以贯之”;“达”,就是要“好谋而成”。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多学而识”即博闻强记;“一以贯之”乃融会贯通。博闻强记,只是知识的容器;融会贯通,才是真正的学者。学者酿造识见,产生思想,其功能是加工厂,装进去的是稻谷,流出来的是米粟;容器保存知识,只能堆积,其功能是存储卡,存的是什么,调出来还是什么,有时候感染病毒,还可能乱码,就像物品在容器里放久了,有可能会发霉。孔子教人不仅要成器,而且要成才。
这里说的“一以贯之”,就是成才的标准之一,意即能够用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贯穿知识。“一”者何?思想原则。什么原则?孔子曾有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叩其两端”而用其“中”,就是孔子治学的思想原则。孔子以此“贯之”,故人以为博学而多能。《论语·子罕》篇载:“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教弟子“叩其两端”,以此贯之,从而形成自己的识见,产生自己的思想,而不是食古不化,亦步亦趋。
有了识见、思想,还要能用,用之能“达”。孔子教育弟子治学要融会贯通,做事要“好谋而成”。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事在人为。有勇而无谋,十有八九会偾事。“好谋”,喜欢用脑,运用智慧,而且能“成”,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才有功,才有效率。“好谋而成”是孔子人才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教弟子学做人,其途径是“游于艺”。在传统文化的畅游中,潜移默化以成德,“一以贯之”以成学;德学并获而成器、成才。“一以贯之”也好,“好谋而成”也好,关注的焦点都在培养能力。
培养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积极思考,训练思维的深刻性与批判性。孔子教学,提倡弟子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他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他的弟子中,颇有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人,最突出的要数宰予、冉有、子贡。这三位弟子都是孔子的高足,后世被列为十哲的人。他们都很敬佩孔子的人格,但对孔子的学说都有过质疑。
《论语·雍也》载:冉求曾直接对孔子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先进》篇记孔子启发弟子言志,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季氏》篇载,孔子反对季氏伐颛臾,冉求又说:“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从这些记载中,明显看出冉求与孔子政治见解的分歧,他不大赞同老师以“礼乐”治国的策略。冉求是个性格温和的人,表态比较婉转含蓄,不像子路那样直言不讳,其实是不赞成孔子的意见,所以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论语》中没有子贡与孔子意见分歧的直接记载,孔子死后,子贡为维护老师的声誉做了不小的努力。但从历史记载中我们隐约可见子贡的政治见解和老师也有很大的不同。《史记·孔子世家》载:“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子贡、颜渊问道:“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子贡建议老师降低一下标准,言外之意,是说老师的学说理想化,不切实际。只是子贡会说话,表达比较婉转。
《论语》记载中,反对孔子学说最激烈的是宰予。《阳货》篇载,宰予反对三年之丧,直接对孔子主张的“礼”提出质疑,孔子说宰予“不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而宰予确实不赞成孔子“仁”的学说。《雍也》篇载: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这则语录,是宰予对孔子“仁学”的公开挑战。“仁”和“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最有力的支点,宰予都持否定的态度,他既不赞成“礼”,也不赞成“仁”。
在《论语》的记载中,还有子路经常与孔子的意见不一致,常常对老师提出质疑,但子路的质疑都是人生修养或方法之类,无关乎孔子学说的思想体系,与子贡、冉有、宰予三位师弟不可同日而语。
夫子之道至大,欲“天下归仁”,实在是太理想化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确实难以实现。狂澜既倒,大厦将倾,无能为矣。冉有“力不足”之说,亦是实情,并非推诿;子贡建议夫子“少贬焉”;宰予否定“仁”和“礼”,可见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是孔子教育思想培养的结果。这三位弟子在当时名气就都很大,也很有影响力,是孔门弟子中能力较强的人,孔子虽然不认为他们很完美,但也肯定他们已经成“器”。
在孔子看来,“知类通达”是评价人才的能力标准,但真正的人才还要有德。有德有才方为“成人”,即最完美的人。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知(智)、不欲、勇、艺、以礼乐文之,这是孔子全面的人才观。乐以修内,礼以饰外,“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主敬,敬则尊人;乐主和,和则相亲;人无欲则刚;多能曰艺;“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此六者备,可以称之为“完人”矣。换句话说,一个完美的人才应该有智慧,勇敢,多能,无多欲,行为中“礼”,无过与不及,心境合“乐”,尽善尽美。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孔子教育思想精髓之三”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