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崔爽
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眼神躲闪，不敢进诊室，聊到新冠肺炎，要么害怕发抖，要么直接回避。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眼前这些复诊病人让心理援助志愿者揪心又心疼。
有亲人离世的悲伤、有“为什么只剩下我没死”的“幸存者内疚”、有对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恐慌或绝望、有失业或交不上房租的焦虑……过去几个月，以武汉为圆心，来自无数人内心的伤痛弥漫开来。
这痛苦，不亚于病毒带给肉体的。
好在，心理援助从一开始就被高度重视。
早在1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第一份关于疫情期间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的指南。紧接着，连发了三份相关指南。
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强调，要高度重视病人、隔离群众和死亡者家属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一条又一条心理援助热线安抚了电话那头的情绪，全国各地派出心理援助队员……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心理援助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大地震已过去12年，如今，新的伤痛又至。
这些年，那些探索前行的心灵“补”手们都经历了什么？以下是亲历者中科院心理所前所长张侃、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的讲述。
他们都是心理援助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但这两代人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记住我国心理援助历程中的一些瞬间。
无数个瞬间，是历史的片段，是前进的印记。
张侃：“元年”来之不易
我很早就申请去武汉，但因为年纪大了，领导不放心，而且武汉情况特殊，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我一想也是，还是别去添乱了，年轻人们去了就行，他们早就是心理援助领域的主力军了。
我们这些人其实宁愿闲一点，那就说明灾难少一些。但很不幸，今年春节，新冠肺炎来了。
我总说，中国的心理援助是被灾难和老百姓的生命推到舞台上的。这句话很无奈，谁也不欢迎灾难，但既然来了，就得积极去面对。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援助看，过去这么多年，从大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心理援助有几大进步：
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疫情防控时多次提到要关注心理健康，国家卫健委、民政部等多部门也出台一些措施；
二是群众更认可了，他们不一定都懂，但大部分不排斥了；
三是心理学界对这项工作的看法也慢慢有了共识，一些高大上的研究机构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这些进步来之不易。
我国对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05年，重大灾害后干预试点地区受灾人群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比例达20%。但直到2008年，这一工作仍是零星、不成体系的。
直到惨烈的大地震来临。
我记得，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去医院的车上，当时没啥感觉，但到了晚上，知道国家领导人去了灾区，我才意识到灾情很严重。因为我当时是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经常会去参加一些会议，知道总理去灾区大概是个什么级别的灾难。
我感觉，在心理这一块，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得让心理问题引起高层重视。
所以，我们连夜组织专家撰写《关于四川汶川抗震救灾工作的心理学建议》，提请党和政府关注灾害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和社会问题，表达了心理学和心理所在抗震救灾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次日上午该建议迅速被中科院报送中办、国办，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然后，我们成立了“心理援助行动领导小组”，部署了心理援救工作，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和行动方案。
就在我们行动时，全国各地的心理工作者也开始奔赴灾区。这是国内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理援助，后来我们认为，2008年是中国心理援助元年。
现在回头看，“元年”似乎自己就在那里，但实际上，当时是非常艰辛的探索。
当时灾区人的心理是什么状况呢？有个志愿者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案例。
他们进到帐篷，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随后又被小偷偷走了她含泪收拾的书包，里面装着女儿从小到大的衣服和获得的证书奖状。志愿者见到她时，她已经不吃不喝不动5天。
这个时候，她已经进入一种急性应激状态，如果这样下去，人会彻底垮掉，需要做的就是将她从僵化状态激活。”
在一段时间的疏导之后，这位母亲终于放声哭了出来。志愿者离开时，她已经可以从床上坐起来，跟大家道别。
也就是说，当时大量人需要心理援助。但很多人其实一开始不接受、不理解。
“干预，你凭啥子干预我？”
“心理学是什么，有啥用，站着说话不腰疼。”
心理援助工作者们没少听过这样的话。
而且，必须承认的是，热情有余、专业不足、鱼龙混杂的心理咨询志愿者们加剧了不信任。
那时候有多混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机构、高校的心理工作者及个人志愿者超过2800人。
队伍鱼龙混杂，来自不同省份的几支心理援助队伍同时在某板房区扯起大旗，出现了同一人被多次恳求填写问卷调查的怪现状。
有个失去一双儿女的女士上午刚填写完一拨志愿者的问卷，不到中午，又来了一些志愿者请她编写表格。吃过午饭，还有五六个来自不同团队的志愿者在排队等候，她颤颤哀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
“防火防盗防心理援助”这样的标语不止一条两条。
我记得，当时的四川省科技厅厅长是个有远见的人，他非常重视心理援助工作，打电话给我，说心理问题很重要，但是又很混乱，没人牵头，希望我们去主持工作。
后来，我们与科技部、四川省科技厅和中科院成都分院共同制定了《四川省抗震救灾“安置安心”心理援助计划》，整合了灾区心理救援队伍。
再后来，我们和心理学的同仁们在汶川地震灾区进行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心理援助实践，包括从概念上将西方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调整为更能让人接受的“心理援助”、依托当地力量建立工作站、推动科研与心理援助工作互相促进等等。
总得来说，从2008年起，心理救援成为救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与生命救援、物质救援同等重要。此后，心理援助也都被纳入灾后重建规划，被统筹安排，经费等各方面保障都有极大进步。
如果说建议的话，我认为在正规化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培训材料、经费等，可以按不同灾难类型打包准备好，一有情况可以立即启动，而不用一事一议，或是以项目形式来申请。（讲述人：中科院心理所前所长张侃）
吴坎坎：让公众接纳心理援助
我们花了十年时间
来武汉进行心理援助已经两个多月了，我面对了各种各样的患者。很多人表面看来正常，但其实你并不知道她们内心想什么。
有一次在隔离病房，我们注意到一个叫丽丽（化名）的病人。她说自己睡不着，总是想起疫情中去世的亲人，没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孤零零地。
她连续几天跟医生要安眠药，每次不多，只要几片。
这其实很不正常。
因为一般人只会问睡不着怎么办，不太会主动索要安眠药。我们反复和她聊天好多次之后，她突然说出实话——自己已经攒了50多片安眠药……
其实，她是处在强烈的“幸存者内疚”中，亲人离世的状态下，他们会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还活着，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这种内疚让她产生轻生的念头。
我们对她进行了几次心理咨询和干预，她的情绪终于缓和下来，我们也松了口气。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武汉一线的新冠肺炎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援助。
3月7日晚，我和同事刘正奎、陈雪峰作为中科院武汉前线科研攻关组小分队成员就赶赴武汉工作，我们现在还有11个人留在这里。
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是“弥漫性”，没有明确创伤时间点，有人感染了，有人的亲友感染了，有人看到太多负面消息日夜难眠，有人反复地强迫性洗手。很难说清在哪个时刻，他们遭受了心理创伤。
这种情况下，甚至很难估计需要心理援助人群的具体数量。总体来说遭遇地震或疫情后，百分之二三十的人有心理创伤，也就是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严重的灾难后，这个比例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七十。
但是不要紧张，绝大多数人是能在一个月内恢复的，很多异常表现是非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我们在武汉也看到很多积极的变化。在康复门诊做调查时，绝大部分患者不抗拒，有的还主动问能不能把问卷发到病友群里，还有康复者听说中科院心理所在发情绪手环，就诊的时候特意来领。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
“5·12”到了，这些天我总会恍惚，眼前会浮现当年的北川、绵竹，废墟上一张张绝望、慌张或是冷漠的脸。
12年来，无数次去灾区，也无数次面对这样的人和事。大家总说医生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心理援助工作似乎“总是安慰”。但根据我过去12年的经历，其实并不是。
说实话，我当初其实是抱着“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能赚钱”的美好愿望报考中科院心理所的。但真正扎进灾后心理援助领域之后，特别是踏上北川那片废墟之后，我第一次觉得“心理学有用”，它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甚至可以救命。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还是中科院心理所应用心理学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先是绵阳，辗转到德阳，连夜到损失惨重的东方汽轮机厂。
就是在德阳郊区的工厂临时安置点，在每户一间的小格子间里，我第一次认识小刚（化名）一家。
说是一家，其实只剩他和母亲，他的父亲在地震中去世了。当时我正在跑东跑西帮忙搬家。别家都在忙着安置抢救出来的家具家电，小刚家却是冷冷清清，他母亲说起孩子总是害怕、胆子变小、不跟人交流，我明白，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PTSD）。
其实我也是从头摸索，当时跟着史占彪老师一起去，他讲了六个字“多听多看少说”，我印象深刻，他说灾区变化很快，大家也没有经验，多听别人说，自己少说，不要随便许诺答应别人，不要揭人疮疤。
所以我才帮人搬家，建立关系。看了听了十几天，慢慢明白怎么回事，也能开始做点什么。
先从孩子入手。当年小刚才上小学，我们带着他做游戏画画，在安置点搞趣味运动会，大家玩在一块，孩子的心很快打开。接着是他妈妈，因为是老师，他妈妈还参加了我们心理援助小组的培训活动，融入团队工作。
回头看，对他的心理援助经历，几乎可以看作中国大规模心理援助各个层面的缩影：大众接受度低，起初要“曲线援助”，从帮忙带孩子、搬家、发放救援物资等入手建立关系；找准家庭的重心，传统东方文化下的情感表达是很含蓄温婉的，但很少有人会拒绝对孩子的关心。
灾区的孩子是我们特别关注的群体。从针对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起，在绵竹体育场的万人安置点，我们带着孩子在帐篷区搭建起一些儿童活动场所，发玩具、做玩具，当“孩子头”。过程中要是发现哪个帐篷里的孩子不出来玩儿，大人情绪不好，就重点关注、评估。
锁定心理援助对象后，就在专家带领下去他的帐篷里进行心理援助，聊聊天，用专业方法打开他心里的创口，采用稳定化技术、打包技术等心理学技术和疗法把他伤口清理包扎。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最具开拓性的工作是，中科院心理所等单位依托地方力量，将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和志愿者等不同力量结合在一起，建立长期的心理援助工作站。
心理援助绵竹工作站是国内第一个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站。绵竹工作站以儿童为中心开展家庭和社区心理援助服务，主要形式包括团体辅导，沙盘、绘画等形式的表达性艺术治疗、绘本阅读等。
最多的时候，心理所在绵阳、绵竹、什邡、德阳建立了7个心理援助工作站。
从那时起，我们花了十年让大家陆续接纳了心理援助。2013年雅安地震时，灾民还问我“小伙子又来送啥东西”，到了2016年的江苏盐城阜宁风灾，就能直接说“我们是心理援助志愿者”，不需要铺垫了。
2017年，2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心理健康的考评进入政府政策体系，也成为社会管理的共识。去灾区有时会被采访，后面老乡还会主动打招呼，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前段时间我回四川回访，小刚已经读大学了，他妈妈状态也不错。12年前，我在德阳郊区安置点生活了两个月，在那个时间点，陪伴了那个家庭和安置点的民众。
心理援助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大家就是这样边学边干，把大规模心理援助做起来的。
随着时代发展，十年前和十年后不一样，地震和疫情不一样，中国各地需求大而各异，也有独特的救灾优势，应该形成本土的系统化心理援助模式。
我们起步晚，但发展很快。2013年底，我去日本进修，十天的培训内容原本以日方分享为主，后来调整为一半一半，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眼睛发亮。
我们和日本有一个始于汶川地震的交流项目，至今未断，但“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已经慢慢转换了。我们的几次重大自然灾害客观上锻炼了心理援助队伍，受益人群比他们广，反馈多、数据大，形成了新模式。
日本心理学家、中国西南灾害心理创伤研究与救援中心顾问富永良喜对我们说过：“在组织性上，目前中国在灾后心理援助上比日本更加完善，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经验。”至少目前来看，今后国际上的灾后心理援助或许还需要中国、日本来传达有关技术、知识和经验。
十二年的心理援助之路也培养起了队伍，曾经历过大规模心理援助过的地区，都成长起一批优秀的心理老师，包括教师、妇联的干部、团委的青年。如在雅安，2013年全市只有2个专职心理老师，兼职也非常少，而现在的专职和兼职队伍已经相对完善。外来的心理援助团队总会离开，这个群体则会长久地扎根当地，成为心理健康服务的有生力量。
在武汉，中科院心理所团队还将驻扎两年，重点面向社区、医务人员展开工作。疫情过后，人们心里的伤口还要慢慢愈合，我们会继续陪伴和支持下去。（讲述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
来源：科技日报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刘义阳
审核：管晶晶
终审：冷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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