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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多发战争，楚国国力被大量消耗，楚文化出现过渡阶段
不知道大家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是否清楚呢？对楚国这个国家又是否了解呢？今天小编要来带大家探索一下关于春秋时期的楚国的历史文化，考古楚国的遗址，根据探查情况来推测当时楚国的发展阶段，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快点来看看吧！
公元前634年，楚国以夔子不祀祖先祝融、鬻熊为借口出兵伐灭同姓附庸国夔国，将三峡东部一带纳入楚疆。伴随着楚国的军事占领，峡东地区旋即被纳入楚文化分布区，遗存的文化面貌与楚文化中心区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同时，以花边口沿釜、尖底杯为代表的峡西文化对峡东的影响也较西周时期明显减弱。这说明楚文化在春秋中期时对峡东一带的影响已非常强烈，峡西文化被迫后撤。楚文化西渐、楚国经营西部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
春秋晚期，在峡东一带已取得稳固地位的楚文化以峡东为基地进一步西扩，影响所及最远到达今重庆云阳一带。云阳李家坝遗址出现了明显具备楚文化特征的鬲、甗等陶器，峡东土著文化的代表器类釜形鼎也随之西向传播至李家坝一带。但此时楚文化与峡西文化的交流主要是民间的日常往来，即两个相邻文化间因长期接触而产生的文化双向流动，楚国的国家意志尚未介入其中，楚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深度有限。相比较而言，成都平原春秋中晚期的楚文化因素较峡西地区更加浓厚。公元前611年，楚庄王联秦、巴之军伐灭治于今湖北省西部与重庆市东部一带的庸国；庸国灭亡后，其支系开明氏经由巫山、奉节北部陆路西迁入蜀，并取代蒲卑氏蜀国建立开明氏蜀国。
庸国原为楚之附庸，文化面貌属于楚文化系统，开明古族的西迁，为成都平原带来了大量楚文化因素，更建立起了蜀、楚两国统治阶层之间长期交流、往来的桥梁。目前已发现的成都平原青羊宫文化墓葬中，能早到春秋晚期的墓葬仅中医学院古墓一座，但当地战国早中期墓葬出土了数件具备春秋中晚期风格的楚式铜器，如战国早期早段百花潭M10出土铜箍口鼎的年代可早到春秋中期晚段，战国早期晚段金沙巷M2出土铜敦为春秋晚期晚段兽钮、蹄足式，战国中期早段罗家坝M33出土铜箍口鼎、敦、尊缶、浴缶也具备春秋晚期特征。以上现象说明，楚文化早在春秋晚期甚至春秋中期即已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春秋时期频繁的征伐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楚国国力，加上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楚国国势在战国早期有所减弱，对西部地区的经营步伐趋缓，未在春秋晚期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楚文化西渐进入过渡阶段。
峡东战国早期墓葬出土随葬品中，楚式铜礼器、仿铜陶礼器组合相继出现，楚式器物的种类及绝对数量在当地文化中所占比例进一步增多，峡东考古学文化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随着峡东地区楚文化特质的增强，典型楚文化的进一步西扩也逐渐加强，峡西地区所受楚文化影响也较春秋中晚期时明显：楚文化的影响范围已深人到万州地区；具备楚文化特征的遗存也呈逐渐增多的趋势，除李家坝遗址外，云阳明月坝以及万州中坝子、麻柳沱、黄陵嘴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楚式器物。但本阶段峡西出土楚器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器鬲、甌、釜形鼎、罐等，仿铜陶礼器、铜礼器尚未出现；器物形制特征与典型楚器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总的来说，楚文化因素在峡西考古学文化中所占比例仍较小，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程度尚不显著。
成都平原战国早期墓葬的数量不多，其中既有等级较高的大型墓商业街M1，也有等级较低的小型墓金沙巷M2、百花潭M10和同心村87M，在规模等级悬殊如此之大的墓葬中均发现了楚文化因素，说明经过春秋中晚期的长期渗透后，战国早期楚文化对成都平原的影响已很广泛，不仅高等级人物接受了楚文化，中下层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接受了外来的楚文化。根据楚文化因素在考古遗存中所占比例分析，此时成都平原青羊宫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已较浓厚，器物有铜器、漆器两类，未见陶器；铜器器类有鼎、敦、壶、簋、盘、勺、匕、胄顶、矛、鳟等，其中敦的数量最多，均为扁椭圆体，或兽钮、蹄足，或卧兽形钮、足。这些铜器在形制、纹饰特征方面与典型楚器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尚未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中有部分很可能是在楚地铸造后流入当地的。与铜器保持楚式风格特征不同的是，战国早期阶段以商业街M1漆器群为代表的青羊宫文化早期漆器与楚漆器之间既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变化也很显著，说明其对楚漆器工艺的吸收、借鉴有着非常明显的选择性，并赋予了自已的一些特点。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战国早期阶段楚文化的西向传播不仅使成都平原深受影响，成都平原北部、深处“缴外”的岷江上游山区也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因素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牟托M1及三座器物坑出土鼎、敦、盏等楚文化铜器在岷江上游地区是相当特殊的一类铜器群，当地早期或晚期遗存中均不见类似器物；如此多的楚式铜礼器集中出于一墓，在同时期的成都平原亦属罕见。除K3出土“与子鼎”外，这批楚式铜礼器的基本特征是铸造工艺差、仿制痕迹明显且形制、纹饰的年代特征普遍偏早，据此笔者认为牟托墓出土楚式铜器是在当地铸造的。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成都平原战国早期墓葬出土楚式器物的绝对数量较春秋晚期多，但这些铜器中有相当部分具备春秋楚器风格，战国早期的时代特征反而不甚强烈。商业街漆器群与曹家岗M5(春秋晚期晚段)、曾侯乙墓(战国早期早段)所出典型楚式漆器的关系也说明，楚文化漆器工艺最早应在春秋晚期即已对成都平原产生影响，至战国早期影响程度已明显减弱，当地的漆器生产也才在吸收、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形成地方特色。以上现象说明，战国早期阶段，楚文化对成都平原的影响不及春秋中晚期时强烈，但两地之间的联系也并未中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作为外来民族的开明氏经过春秋晚期以来与当地土著蜀人长时间的交流、融合、渗透，至战国早期时，统治地位已基本稳固，继而开始谋求强国之路。首先，发动了对秦国和南方土著民族的征伐战争，以扩充领土、掠夺资源；在早期蜀王开疆拓土、国势逐渐增强的基础上，第五代蜀王开明尚开始在蜀地大力推广礼制改革。据《华阳国志·蜀志》等史书记载，这次改革的内容非常完备，除建立庙宇外，还包括制定礼乐、辨明方位、去帝号称王、迁都成都、建立基层行政组织。由于此前楚文化与成都平原古文化之间的交流主要建立在楚、蜀两国贵族之间的往来基础之上，战国早期蜀国统治政策重心的转移，势必影响到楚文化向成都平原的传播，加上此时楚国也正处于衰弱时期，因此战国早期阶段成都平原与楚国之间的交流有限，楚文化对当地的影响较之春秋晚期时有所减弱。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楚国的了解是不是比之前更加的多了一点呢？虽然是很多年前的历史，但是真正考古起来，也会发现其实历史中也并不是特别枯燥无味的，也有很多值得思索有趣的事情。那么大家对今天的文章是否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哦。如果有自己了解的一些知识也可以补充出来发表在评论区哦，大家可以一起探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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