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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章罗生
“文学湘军”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全国之后，于二十一世纪又异军突起、再造辉煌。不过，以往是以小说等虚构创作为主，而当今则以报告等纪实创作为重——这一点，虽说是文学的“纪实”时代使然，但也打上了鲜明的“湖湘”印记。如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红色”题材创作，就因其天时地利而走在全国前列：继张步真、赵志超、龙剑宇、杨华方等“毛泽东专家”之后，余艳、纪红建、张雄文、胡玉明等又将其扩展至杨开慧、粟裕、贺龙等人及湘西南与浏阳等红色根据地。而在“问题—改革”等现实题材创作方面，继谭谈、李超贵、张扬与杨远新等之后，又涌现了陈启文、阮梅、彭学明与韩生学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新生代”。而袁杰伟呢，虽也是“新生”的“60后”，但因“潜伏”较久、出道较晚而一直未被关注，即使在笔者的“专业”研究中，也迟迟未将其列入计划。然而，在读到他即将出版的新著《毛板船》时，我不觉眼前一亮，才想起他先前送我的《圩程——袁杰伟自选集》3卷本和《随园流韵：袁枚传》等。而在我“亡羊补牢”、认真研讨他的这些作品之后，不禁既惊又喜：湖南的“纪实”群体中，又增添了一颗闪亮新“星”!
袁杰伟虽出身贫困、经历坎坷，但自强不息，顽强与命运抗争。这些，在他的《圩程》第一卷《漂泊在羊城》中有翔实而真切的记载。《圩程》第二卷《尘埃落不定》除记述自己在羊城与娄底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感受外，尤其是增加了对社会世俗的揭露批判与对人生、历史的思考等。在《圩程》第三卷《第三只眼》，更能见出作者的正义良知、责任担当与求实精神等。
那么，《毛板船》的情况如何?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又看到了作者的创新与超越，更见识了作者的内在潜力与高远追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体探索方面，不同于作者以往的纪实小说、散文与传记等创作，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单一反映“现实”或再现“历史”，《毛板船》是文学报告，而且是联系“现实”而以“历史”为主的史传报告。也就是说，作者抛开以往的“轻车熟路”而又开始了新的体裁尝试。但这种“新”，不是远离基础的另起炉灶，而是继承传统的优势互补，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经验后的综合、提升：它既有小说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又有散文的写景抒情与“形散神联”，还有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常见的传奇与神秘等，因而是一种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史传报告。
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作者也有新的开拓。作者的以往创作，虽也写了新化、娄底等湖南家乡的有关人事，但主要还是写自己在羊城等地的漂泊与见闻等(《袁枚传》例外)。而《毛板船》则不但聚焦家乡新化，集中反映梅山文化、风俗与历史等，而且将视野延伸至湖北的汉阳等地，而联结两地的绳扣即“毛板船”。而“毛板船”这一题材不仅重大而且独特：它为新化人首创，是世界上唯一一次性使用的巨型船舶，且只存在于1799—1959年的160年间;是新化人为了将本地煤炭经资江运往汉阳而“逼”出来的生存之“法器”。。因此，作品不但记述了“毛板船”从诞生、发展到消亡的160年历史，而且写了1959年后的移民与乡村经济，及“我”对毛板船“活口”的寻访等;不但写了新化山区的人文地理及贫困与反贫困，而且重点写了新化人—宝庆帮等湖南人在汉口的商贸、生存等艰难实况，包括与安徽帮等外地人为争夺码头等地盘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等。如此，作品就写到梅山武术、武师争霸、地域文化与江湖社会，也写到资江地理、洞庭风光、汉阳商会与湘楚历史，还涉及朝廷的新化官员、曾国藩的湘军与水师、武昌起义前后的社会形势、雪峰山抗战与日寇投降，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经济与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资江航运与汉阳商埠等，正面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航运、商业等经济、社会面貌。因此，作品选题独特、题材庄重，视野广阔、内容深厚。
最后，在风格形式方面，作品融汇古今、“虚”“实”一体，用小说笔法而不露匠气，写传奇故事而不夸张，重人物描写而不渲染，有“文化”“理性”而不“掉书袋”。具体而言，在写人方面，作品不但重点写了“毛板船”的创始人杨海龙、先为舵手后为汉阳宝庆会馆馆长何元仑、武师游石命与“楚宝瞎子”刘春祖等，还写到刘光南、邓显鹤、李郁华、梁祇六、周先仁与谭人凤等新化籍官员、要人及曾国荃、孙中山等。在叙事方面，除详写“毛板船”从新化经益阳、洞庭湖而至汉阳途中的艰难险阻外，其围绕汉阳宝庆码头而与安徽帮等所进行的争夺，描写尤为集中、具体。如第七章的“三箭定界”、第九章的“江湖赌狠”与第十一章的“将军保驾”等，即是其例。而其中的翰林钦差李郁华巧施妙计与理发匠舍命油锅捞匕首等描写，尤为曲折生动、惊心动魄。在文化风俗方面，作品既写了梅山的武术、茶马古道与张五郎等神话传说，又写了汉口的沿革、风物与鹦鹉洲等地的历史典故;既写了“湘帮”的血性与义气，又写了不少民谣与打油诗，尤其是以专章写了《资水滩歌》等。在理性精神方面，作品既总结了“毛板船”在经济、教育、语言等方面以及对曾国藩水师的影响，又反思了有关“毛板船”经济的地位、意义与劳资关系等;同时，对武汉今昔、湖湘文化、新化发展与扶贫开发等，也有一定思考。总之，作品涉及文、史、经、哲等方面，知识密度大，且人物鲜明、故事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等。
[责编:刘瀚潞]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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