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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0年夏天,赵国和秦国的长平大战正处于紧张的胶着状态,秦军面对赵国统帅廉颇的坚守战略一筹莫展，开始陷入颓势。就在战场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赵国的变化时，赵国诸侯赵孝成王突然临阵换将，撤掉廉颇，换上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赵王为什么做出这个荒唐透顶的决定？这个决定导致了什么后果？
赵惠文王于公元前266年逝世，太子赵丹继位，就是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治国和他的父亲就不仅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说他的父亲慧眼巨识，知人善任。孝成王则是有眼无珠，自毁长城。
赵国在惠文王时期，赵国形成了一个杰出的人才团队，这个人才团队的骨干主要有蔺相如、廉颇、赵奢等。赵惠文王继承父亲赵武灵王的事业，率领这个人才团队，将赵国打造成东方第一大国，成为和西方的秦国抗衡的中流砥柱。赵国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吞并天下的野心，和秦国形成对峙局面，天下是谁家之天下，鹿死谁手，当时还是未定之数。
赵孝成王接班时，赵国的人才团队发生了重大变化。赵奢已去世，蔺相如也垂垂老矣，只有廉颇雄风犹在，成为赵国的顶梁柱。
赵孝成王的用人标准非常荒唐，谁长的漂亮他用谁。他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选美。例如他选的丞相，是个大帅哥，还被封为建信君，享受皇亲国戚的待遇。孝成王有点断背倾向，是位同志哥。
《战国策》第239章记载了战国时期魏国著名思想家魏牟讽谏赵孝成王的故事：
就在建信君得宠于赵孝成王的时候，魏国公子魏牟来到赵国，赵王出来欢迎他，进宫时，看见赵王座位前放着一块绸子，一位制帽工人正在为赵王做帽子。制帽工人见有贵宾进来，连忙避开了。落座后，赵王对魏牟说：“公子大驾光临敝国，何幸如之！很想听听您谈谈治国的道理。”
魏牟答道：“大王如果能像重视这块绸子一样重视治国，您的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了。”
赵王听了很不高兴，居然把治国这样的大事比作一块绸子，太不把赵国当回事了。
于是脸色阴沉地说：“先王不了解寡人无能，将国家交付给我，我怎么敢像你说的这样轻率地对待我的国家？”
魏牟说：“大王不要生气，请听我的解释。您这块绸子，为什么不让您的侍从拿它为您做帽子呢？”
赵王答：“我的侍从哪里会做帽子。”
魏牟接着说：“如果让侍从为您做帽子，即便做坏了对于国家又有什么损失？但是大王一定要让制帽的工匠来做。您看，做个帽子你都这样认真，但是您治理国家却不认真。您不是把治国这种头等大事交给真正的政治家，竟然交给年轻貌美却不知治国为何物的帅哥建信君，任命他做了丞相。您想想您的先祖，拥有赵奢这样多谋善战的大臣，足以和秦国争锋较量，秦国都得避开赵国的锋芒。现在大王从早到晚和建信君坐着一辆车子到处闲逛，还要与强秦争雄，我担心总有一天秦国要毁掉您的国家啊。”
对魏牟苦口婆心的相劝，孝成王根本没当回事。于是又有一位辩士来劝谏。《战国策》258章记录了这位辨士讽谏赵孝成王宠信建信君和宠妃的故事。
辨士拜见赵孝成王，问道：“听说大王要买马，有这事吗？”
赵王说：“有这事！”
辨士又问：“为什么至今还不派人去买呢？”
赵王说：“因为还未找到相马的人。”
辨士又问：“大王为什么不派建信君去买呢？”
赵王说：“建信君有公事，况且他又不懂得相马。”
辨士又问：“大王为什么不派纪妃去买呢？”
赵王说：“纪妃一个女人，哪里懂得相马。”
辨士又问：“如果买的是好马，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吗？”
赵王说：“没什么重大好处。”
辨士又问：“如果买的是劣马，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吗？”
赵王说：“也没什么坏处。”
辩士说了：“买马的好与坏，对国家本来谈不上好处或坏处，大王都要认真地等待相马的专家，而治国的头等大事，处置不当，就导致国家危亡，大王却不使用有才能的人，偏把国事交给建信君这种不知治国为何物的人，是何缘故呢？”
赵王无言以对。
尽管很多人对赵王提出讽谏，但是他不改初衷，照样重用建信君这种佞臣。
魏牟和那位辩士讽谏赵王，批评赵王荒唐的用人制度，能近取譬，就是从眼前的现象入手，借题发挥，形象生动，自然地引向主题，令赵王不能不心服口服。这种生动形象、借题发挥的方法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外交家、辨士们的基本功，《战国策》很多篇章都记录了这种辩论技巧和说理艺术。
《战国策》的那些成语，就是这样诞生的。
赵孝成王就连选择治国人才，都留连于声色犬马，这种作风当然要误大事。遇到国家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这位昏庸的君主就因为用人失当铸成大错。导致赵国丧失了战略优势，在和秦国的争雄中败下阵来。
上期谈到，渑池会后，赵国和秦国分别击败了齐国和楚国的反扑，两国腾出手来又展开了中原逐鹿。
中原逐鹿的大决战，就是赵秦长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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