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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安
“每个视窗都同时是一面屏；每度屏（显）都同时是一次（遮）蔽；我们在看见的同时不见。”这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教授在她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炎教授合著的《返归未来》中的一段话。
这句话有股力量，似乎洞穿了电影的本质，将电影这个诞生于大屏幕上的艺术形式拆散开来，让人们为之着迷、沉醉。屏幕之上可能是颅内纯然的幻象，也可能是伸手可以触摸心灵的真实。但当你看见印象成为影像的同时，一些影像之下丰富而多元的内容也便随之流失。在一些电影学者的眼中，电影除了那些作为表象的镜头、剧本、演技、画面、语言之外，还有着太多的隐藏内容等待着他们去挖掘，而这本书就是两位学者用他们的研究和学识向读者展示他们独特的电影探索之路。
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在20世纪这一动荡、不平凡的一个世纪中，电影作为包罗万象的艺术，将社会、人文、时尚、思潮、意识形态、各种学科知识融汇其中。这本《返归未来》以戴锦华与王炎围绕电影所做的七次深度对谈为主要内容，在过往与未来，现实与幻象中不断碰撞，展现出电影的深度和艺术的层次。
中国之所以称为上下五千年，主要在于我们历史的延续性，自古有官修历史的传统。正统历史作为一种表述的存在，虽是陈述过往的事件，但其本身的意义还在于以史鉴今，为一种正向的观念指明道路，看向未来。而在强调历史的国家，对于历史往往不止一种解释，与正史相存的还有杂史、野史等未加修饰的国家、个人记忆。在任何国家，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挑战、批判、矫正正史的修正主义史观。在电影艺术中，电影工作者们也在一定真实资料的基础上，以新的角度和思想对过往历史进行重新解读。
在书中，王炎教授以辛亥革命为例，他认为早期我们在电影中，更推崇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内容服务于强调辛亥革命的开创性、启蒙性，从这件事的意义来决定看待它的角度。但到了现代，诸如《十月围城》《辛亥革命》等几部电影，则是淡化了传统革命题材叙事中的阶级意识、阶级主体，从中国传统的权力博弈中寻找创作方向。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已经无可撼动时，再一味地强调革命所产生的新意识、新价值以及新的阶级就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了。同样的话题，戴锦华教授认为，诸如《十月围城》这部电影，实则是一部“保镖”的变奏曲，内核有点像《赵氏孤儿》，为了某一使命舍命舍子，而这种舍命舍子完全处于对其身份的认同，以及个人情感的感染力。处处透露着对于中国人身份及历史使命的认同。与之前的香港电影有所不同，不在一味强调新武侠电影中的忠君爱国思想，也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既定印象进行刻画，而是在个人记忆中聚焦最重要的事件以及个人对其意义的认可。不再进行全景式的宏观描写，也不再是重要人物的重要决定改变了历史的重要时刻，小人物的充分参与，让个人记忆成为了这一类电影的主轴。小人物的参与并不会改变既定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意义，但却让虚拟的电影艺术给历史增添了真实感。
时代的更新中，所谓宏观、伟大、不可触摸的历史，在个人的记忆中与个人的情感交汇，与个人的命运交汇，产生出大历史之外的细节，而这种细节可做辅助，也可做修正。这种发自西方的艺术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对一代的电影工作者产生影响，直至现代，人们已经非常习惯这种解读历史的陈述方式。诸如《末代皇帝》《黄金时代》《追龙》《为奴三十年》等一系列优秀的电影作品，已经养成了观众从个人化的视角出发，体验主角的五味杂陈后对历史产生感性认识的过程。
当一种书写方式对讲述历史定了性之后，框定了历史的框架后，它却可能封闭了另类的诠释和其他角度的解释空间。
在早期描述国家苦难为题材的电影，都将焦点聚焦在国恨家仇、百年苦难上，而诸如《辛德勒名单》《卢旺达饭店》等电影的出现，则将这一题材聚焦在苦难中的人性与人心。平凡人作为主角，基调由抗争、屈辱变成拯救与反思，屠杀的灾难已经被刻意淡去，人性的光辉，对拯救者的赞歌成为了这类苦难电影的主基调。国际话语体系已经将苦难的叙述方式定了型，尤其在21世纪后，以此为基调的文学、影视、艺术作品非常之多。以《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为典型，两位教授在书中的对谈部分对此详加说明。王炎教授认为，陆川和张艺谋导演都面临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中国的“抗争”与西方的人性“救赎”中寻找平衡，让两者兼容。所以两部片子都出现了前半段国军士兵顽强抵抗，而后半段《南京！南京！》是以教会学校的姜老师一起拯救百姓和日本宪兵的忏悔为主轴，《金陵十三钗》的后半段则以秦淮河风尘女子的舍命相救为主。这便在一部电影中产生了两种价值矛盾，前半段顽强抵抗，后半段牺牲救赎，两种价值相左的故事拼接在一起，就让价值观和叙述的连贯性之间产生了中断。此时本来是由个人记忆拼接而成的故事，最后在冲突中还是掉进了宏观叙述的陷阱，西方观众和中国观众都没有讨好。因此王炎教授认为传统伦理与国际潮流的碰撞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
当影片的讲述由公认的角度让渡给个人后，以个人记忆为出发的讲述，蓝本多来自于回忆录和传记，因此虽能保证故事的真实，却不一定能展现历史的真相。当后者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重要时，我们如何能从中国的传统思维和国际新潮流中寻找平衡，寻找兼容点，就变成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重要议题。可以感受到两位教授在书中透露出的焦虑和希望，如何寻找中国电影的身份认同，这需要几代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与思考才能达成，而每一次实验、试水，在争议和骂声中成长的电影人，也都在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寻找方向。（《返归未来》戴锦华 王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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