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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百家作者爱上说历史，今天小编带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故事吧！自宋高宗即位后，原康王府的康履、蓝珪等宦官的势焰日盛，不少官员与之勾结，已成公开秘密。大将刘光世因“曲意”奉承宦官，在皇帝登基三个月后，便升为节度使，其表面理由是“赏平贼之劳”。
节度使在宋朝是最尊崇的武将官衔，号称“极致”，而实际上却由宦官辈随意奉送。宋高宗曾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如违，停官，送远恶州编管”。但康履等人“终无所忌惮”，他们“凌忽诸将，或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扬州逃难后，宦官们自恃保驾有功，“益自炫，愈有轻外朝心”。当皇帝南下逃窜之际，宦官们沿途“以射鸭为乐”。到的杭州，又“强占民居，强市民物”，“肆为暴横”。
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武臣出任枢密院低等长官，居执政之列，无疑算是特殊的恩典。王渊在维扬之变中本有不可推诿的罪责，反而破格超，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与康履等人有“深交”，“由宦官荐”之故。率部戍守杭州的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对此项任命不服，密谋发动政变。右相朱胜非奏禀皇帝，说“王渊除命，诸将有语”建议“令渊依执政恩例，不与院事”。
宋高宗表示赞同，下令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使他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却为时已晚。苗傅和刘正彦的密谋，被知情者向内侍康履告发。康履慌忙奏禀皇帝，宋高宗即命康履通知朱胜非，朱胜非又叫王渊预先在政变者的集中地天竺寺布置伏兵。实际上，康履的情报恰好中了政变者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王渊翌日退朝后，埋伏在城北桥下的军队即一拥而上，刘正彦亲自处斩王渊。
叛兵分头包围行宫和众宦官住宅，凡未在行宫值班的宦官，“皆为其所杀，而财物尽劫取”，甚至无胡须者也被误杀。苗傅和刘正彦在闹市中张贴榜文，指斥“奸臣误国，内侍弄权”，“民命皇皇，未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阉宦，赏罚士卒，多自私门”，宣称“天其以予为民除害”。宋高宗一时吓得六神无主，宋高宗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下令将康履交给叛兵，当场被腰斩，并脔割其肉。另宦官曾择流放广南，又被追还斩首。蓝珪、高邈、张去为、张旦、陈永锡等人都贬窜远方。
苗傅和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由宋哲宗的废后，时称隆祐皇太后的孟氏垂帘听政，宋高宗与潘氏所生的三岁幼子赵剪继位，改元明受。故苗刘之变又称明受之变。五十七岁的孟氏，曾过了长达三十年的痛苦幽居生活，此次又不得不与苗傅、刘正彦等人周旋，委曲调和，以求保全宋高宗这个不争气的侄子。苗傅和刘正彦官升节度使，两人虽挟制朝廷，其实并无深谋远虑，其部属也没有足智多谋者。在对金关系方面，两人“欲和金人，以息兵革”，认为“遣使议和不可缓”。
他们命王孝迪和卢益任中书侍郎和尚书左丞，准备派两人以执政的身份出使金朝。朱胜非害怕金人得知宋廷内哄的消息，劝说他们另派两名小官充先期告请使前往。苗刘之变震动朝野，宋廷的执政官中，尚有同签书枢密院是吕颐浩在江宁府部署江防，礼部侍郎张浚督兵于平江府，两人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发兵勤王。朱胜非利用韩世忠等军进通杭州的压力，迫使苗傅和刘正彦同意太上皇复辟，说隆祐皇太后和皇帝将颁誓书和铁券，“可保无虞”。韩世忠军击破叛兵的抵抗，苗傅和刘正彦势屈计穷，出城逃命。吕颐浩、张浚和韩世忠亲至行宫，宋高宗步出宫门，执韩世忠之手，恸哭一番。
两三个月内接连发生的事变，使二十三岁的宋高宗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待政局稳定后，他于六月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昧经邦之远图”，“昧戡乱之大略”，“无绥人之德”，“失驭臣之柄”，表示愿“深自修省，悔过责躬”，“逆耳忠言，钦而必受”。
这反映他对本人岌岌可危的局面开始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而寻求某种程度的改弦更张。御史中丞张守上奏说：“陛下罪己之诏数下矣，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尔。”他在原先的另奏中引用汉代枚乘“皓齿蛾眉”为“伐性之斧”等说，这说明宋高宗的罪已仍有其虚伪性。
朱胜非在苗刘之变平息后，立即提出辞呈。他深通专制政治三昧，认为自己与政变者处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必须在退位后让“公议”审，方能真正洗刷。皇帝最后同意他体面下台，并要他举荐新相。朱胜非说，“以时事言之，须吕颐浩、张浚”，“颐浩练事而粗暴，浚喜事而疏浅”。宋高宗遂发表吕颐浩任右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当时的国力虚弱到极点，谁也不可能拿出速效的奇谋良策。
四川人张浚认为，“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遂慷慨请行”。宋高宗命他充川陕宣抚处置使，前往陕西。吕颐浩建议将行在迁往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皇帝采纳其他臣僚的折衷意见，将行在迁到江宁府，并改名为建康府。右司谏袁植上奏，主张对祸国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处斩或加重处分。宋高宗将袁植罢官，说：“植乃朕亲擢，虽敢言，至导朕以杀人，此非美事。”于是黄潜善和汪伯彦分别责授英州(治今广东英德)和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实际上等于在“多故之日”，“好好送他去”“避盗”。
宋高宗还为死去的王渊和宦官康履赠官和颁谥号。流放各地的宦官纷纷回宫，“党与相贺，气焰益张”，他们为被杀者“广设斋会”，“行路见之”，“莫不切齿”。宋高宗也想起了因进谏而被放逐的宦官邵成章，众宦官急忙进谗言说：“邵九伯若来，陛下无欢乐矣！”皇帝认为此说有理，便下令将邵成章留于洪州。在下诏表示“逆耳忠言，钦而必受”之后，也果然招来了尖锐的直言。
起居郎胡寅的万言书批评皇帝说，“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帅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急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漫不治军，略无捍御”，“无辜元元，百万涂地”。“虏骑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狼狈不堪”，“自画大江，轻失形势，一向畏缩，唯务远逃，军民怨咨，如出一口”。
他不仅将建炎初政奚落个一无是处，还强调宋高宗称帝本身，就是“举措失人心之大者”，实际上是重复两年前陈东的言论。胡寅提出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具体建议。史称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将他罢官赋闲。实际上，倒不如说是皇帝本人“恶其切直”，而又不便采用对待陈东和欧阳澈的故伎，只能通过吕颐浩实行温和的处置。尽管如此，故寅的上书仍轰动一时，连株守臣规的宋人也承认“此论明白正大”，“关系最大”，“惜其说之不行也”。
苗刘之变后，宋高宗个人生活又发生一件十分痛苦和烦恼的事。潘贤妃在妊娠期间，正值金军攻破开封前后，故太子赵男体弱多病。七月，在他患病期间，一名宫人不慎踢翻一只鼎，“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宋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赵便停止了呼吸。宋高宗既苦无生育能力，又丧失了唯一的子嗣，这对赵氏家天下而言，自然意味着一种潜伏的危机后来宋高宗曾对宰辅们说：“闻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来，朕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朕违远二圣，以及三年，忽得安信，岂得不喜。
上皇当承平之久，以天下之养奉一人，彼中居处服食，凡百粗陋，而朕居深宫广殿，极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异域，惟有子，近又薨逝，孑然一身，当此艰难，所以悲也！”一时声泪俱下。他对于在异域的亲族，未必全无怀念之情，而幼子的死亡，则更是很沉重的精神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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