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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展示了一个“七实三虚”的艺术世界。在众多诸侯割据势力的激烈争夺中,作者以极其条理清晰的笔墨勾勒出了三足鼎立之局面,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候,占据北方九州重地;孙权凭长江天堑,地得人和,割据江东,国险而民附;起步较晚的刘蜀政权,依靠荆益险塞,号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西川,西和诸戎,南抚吴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终成霸业。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也频频用兵,战事不断,终无打破鼎立之态。三国之中,曹魏最强,吴蜀次之,孙刘联盟共敌曹操是三国鼎立的必要条件。随着时光的流失,三国被晋朝司马氏一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三国演义》的人才互补意象也早已预示了三国败落的悲剧命运无法避免。
《三国演义》刘蜀被尊为正统,刘备为当之无愧之核心,虽有关羽、张飞、赵云号称万夫不挡之勇的骁将辅佐,征战半生,投奔十几头,仍无立锥之地,这可以从人才建构不合理中得到解释。三顾茅庐,诸葛孔明走出隆中,三分天下的战略眼光透视读者的心灵。从赤壁之战到汉中之战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刘备从毫无“基本”到全部占有巴蜀和汉中之地,加上荆州三郡,成就天下三分之事业,是刘蜀政权的鼎盛时期,刘备、卧龙的互补意象跃然纸上。刘备十几年的政治生涯锻打他一套独具的本领,就是把伦理道德和政治手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聚揽人才,不折不挠,坚定不移地发展事业。诸葛亮同刘备有共同之处,都不拘世俗,广招博览,重视人才的作用等。然而诸葛亮以军事谋略著称,用人气度不如刘备;刘备用人长于诸葛亮,军事谋略又是其短,尤其是在战略上和外交上不达权变更显现出了弱点。
《三国演义》没有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刻画刘备与孙权武力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斗争。 刘备从小以贩席、卖鞋为业,“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不甚乐读书”,到出兵打仗直至当了皇帝,肚里也没积赞多少学问,没有培养教育下级的必备知识。诸葛亮熟读经文,博览群书,韬略满腹,身为军师,所学知识派上了大用场,正好弥补刘备的这一缺陷;“战时重将,和时重相”。古人有这样的观点,不同形势对担负不同职责的人有不同的任务要求,这是事实,但由此引申出重一个轻一具就不对了。刘备看重武将而对文职有所轻,诸葛厚爱文职而对武将有所发贬;刘备的“心治”说到底只是一种说教和安抚的手段,搞的是“人治”。从他起兵到去世,几十年中,没有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管理下属的规定条款,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只是温厚长者,没有树起象曹操孙权那样发号施令之威。刘备的这个缺撼正好由诸葛亮补上了。
在这方面,二人配合得很是默契。刘备在世时,诸葛亮每次调兵遣将都立下军令状,完成任务不好时,诸葛亮总是紧板面孔执行惩罚,这时刘备往往出来说情,看在主公面上,诸葛亮适当放宽一下,这不仅使刘备的“心治”办法老是有效,而且也使诸葛亮诉威望日隆。可是刘备一死,这个局面也就完了。假使有刘备的话,马谡绝当不了先锋官,即使有了马谡街亭之败,他也会引导全军从中吸取教训,不会让诸葛亮这样硬性处置。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都为诸葛亮事先预测到,却没有足够的谋臣良将和兵力运用于千钧一发之机。光阴荏苒,蜀前期文臣谋士先后捐去,后更无人继承大业,朝廷之内,乐虞我诈,争功取利,姜维独树难支。作者不愿让正统的蜀汉政权就这样败亡下去,却难有人力挽狂揽。这种人才互补的悲剧化(态势)意象与刘备、诸葛亮互补的喜剧意象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三足之中弱足的悲剧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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