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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文学批评最活跃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兴盛，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繁荣的重要表现之一。之所以兴盛，当与三大因素有关。
一是与思想文化的新变有关。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新变，始于东汉末年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汉、魏以降，名、法、道等诸家思想乘势而起，而流行时间最长的是新出的玄学，传播面最广的是佛学。
它们和同时存在的传统儒学一道，成为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思想的主体，直接影响士人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的新变，必然会带来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审美心态的变化和文学艺术批评标准的变化，并且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其表现方式，则受到汉、魏以来人物品藻的启发和影响，因而魏、晋以降，不单出现了不少人物品评的专书，还出现了多种书品、画品、棋品以及讨论音乐审美本质属性的专论、专著。与此相关，文士们自会将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学领域，写出文学批评的专论、专著或带有文学批评性质的诸多文章。
二是与文学创作的新变有关。创新求变，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不要说建安文学迥异于汉代文学，就是与建安文学一脉相承的正始文学，在艺术精神、艺术风格、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许多与建安文学不同的地方。更不要说太康文学、元嘉文学、永明文学、梁、陈文学，代有其变，推陈出新，乃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仅以诗歌创作为例，由建安诗人的直写社会苦难到阮籍的表现心灵悸动，到左思的咏史抒怀，到郭璞的寓意于游仙，到孙、许的以玄言为诗，到陶渊明的表现田园生活，到谢灵运的再现山水，到鲍照的反映边塞生活，到梁、陈诗人的描写女性容貌、体态，便显现出诗人们在诗歌题材方面创新求变、不断拓展的轨迹。
而由拟、代乐府到自立篇章，到形成组诗，到永明体的出现，到对偶、声律要求更严的宫体，则反映出诗人们在五言诗体制构建上创新求变所作的努力。至于骈文的出现，辞赋抒情性的加强，无一不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新变的产物。一般来说，文学批评往往能推动文学创作的新变；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的持续新变，也会为文学批评的兴盛不断注入活力。
三是与文学观念的新变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观念的新变，有两种趋向，即越来越关注文学和作者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关注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属于前者，有曹丕提出的作者为文“而声名自传于后”的说法。这一说法与汉儒所持诗、文当为政教服务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大异其趣。而他提出的文气说，更是第一次明确说明，作者的气质情性是决定作品艺术生命的主导因素。属于后者，最突出的是文笔说，其说已涉及对文学与非文学本质特征的区别。又有声律说，对文学体裁形式美的完善、规范起过重要作用。此外尚有许多新的文学观念，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进程。文学观念的新变，可能因文学批评而生，而新观念一旦产生，又会成为促使文学批评深入发展的动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兴盛，不但表现在《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标志性成果上。还表现在众多有关文学批评的专论、作品序文、选本序言、家训文字以及书信的层出不穷上。书作如曹丕与吴质来往书信对建安作家的评论；如曹植与杨修、吴质来往书信对文学价值的讨论和对建安诗人的品藻；如陆机、陆云兄弟来往书信对时人创作的议论和相互指出对方诗赋创作的长短之处（陆云即多次致书陆机，言其诗文词语“微多”、“尚多”、“绮语颇多”，愿其“小省”、“清省”）；如萧纲《与湘东王书》对永明诗风的批评，皆是。家训文字，如王融《戒子》自谓“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即带有文学批评性质。
文学批评内容丰富且很有见解的家训文字，是《颜氏家训》中的《文章》篇。是文不但批评范围涉及汉、魏、两晋南北朝的文风、作家、作品（包括作者“家世文章”），还在批评中表达改革文风的愿望。如说：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舍未，率多浮艳。辞与理竟，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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