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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下旬，老蒋调集10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将士奋起迎战，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有很大的关系。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出生于德国慕尼黑，28岁时前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此期间认识了博古和王明等人。毕业后参加苏联红军，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
那么李德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1931年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被关押到了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牛兰夫妇身份特殊，手中有许多重要情报，二人被捕后，共产国际立刻指派身在上海的著名特工佐尔格负责营救。佐尔格提出需要两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因为数额太大，共产国际不敢公然汇款，只能派人送现金到上海，最终选中了李德。
李德完成送款任务后，被他在苏联结识的老同学博古留了下来。当时博古已经取代王明出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对军事指挥却一窍不通。此时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自然就想把他留在身边为自己所用。顾顺章叛变后，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搬到了中央苏区。
不久后，第五次反“围剿”爆发，老蒋吸取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面对国民党的新战术，李德吹嘘自己在巴伐利亚革命中参加过街垒战，有破解之道，于是博古把红军的指挥权拱手交给了李德。李德不顾敌我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制定了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让红军放弃自己擅长的游击战术，和敌人死拼阵地。
此举正中老蒋的下怀，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广昌一战就牺牲了5000多人，彭老总对此极为气愤，当着李德的面指责他“崽卖爷田不心疼”。最终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了艰苦卓做的长征。长征之初，李德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带上了许多坛坛罐罐，部队行动极为迟缓，给了老蒋从容部署围追堵截的时机，以至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对李德的错误指挥做了批判。当时伍修权担任李德翻译，他回忆说：“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在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遵义会议结束后，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跟着红军一起长征到达了陕北，1939年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以翻译和写作为生，1974年病逝，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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