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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让我来一起探讨一下为唐太宗论隋文帝惜仓储不怜百姓说辩诬的事。开皇十四年，关中发生大旱，隋文帝率百官及百姓就食洛阳，本也是历史长河中一件平常之事，因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的一番引申和渲染，引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隋文帝杨坚惜仓库而不怜百姓，不许开仓赈济，由此唐太宗将隋文帝杨坚塑造成一个十足的守财奴、吝啬鬼形象、甚至认为隋朝因隋文帝开始竭于敛财，国富民穷，直接导致隋朝灭亡。由于唐太宗在历史上的地位，他的一番议论影响巨大，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之说几成历史定论，如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这样议论：“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开仓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直到现代如隋唐史专家蒙曼仍持此说，但研究历史真相首先应求诸于史料，而不是某个皇帝的借题发挥或者议论，所谓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不许开仓赈济百姓应是子虚乌有之事，此说法实是唐太宗对隋文帝彻头彻尾的污蔑之词。
一、历史记载与唐太宗议论的完全相悖。 关于开皇十四年大旱之事，史料有如下记载：（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唐太宗李世民尚未出生、唐太宗命魏征编纂《隋书》，唐朝史官恐无美化隋文帝之可能，唐太宗又是从哪里知道史官都不掌握的真相？而且从逻辑上说即使隋文帝吝啬粮食，关中府库如果粮食充盈，隋文帝驱逐灾民往关东即可，何苦率隋朝百官公卿不顾舟车劳顿、千里迢迢的前往洛阳，开隋唐皇帝做“逐粮天子”之先河，个人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开皇十四年关中旱情异常严重，府库粮食匮乏，才有了隋文帝率户口就食洛阳之事。那所谓令灾民逐粮（就食）的做法是否出自隋文帝的创造，历史事实也是否定的，从汉高祖刘邦开始，这就是救灾的通行做法。
隋文帝令灾民就食洛阳其实是对传统救灾方法的继承，无多可非议之处。那虽然可能极小，是否仍存在隋文帝特别吝啬，在府库充盈的情况下，宁愿自己风尘仆仆前往洛阳而不愿动用粮食的可能性，幸好，关中在隋文帝时发生旱灾一定程度上是常态，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府库充盈时，隋文帝赈济灾民从未有吝啬粮食之事。如：从开皇五年开始的连年大旱，隋文帝先后动用三百万石粮食赈灾。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所谓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惜府库而不怜百姓之事并不存在，只是唐太宗的污蔑，并且此说没有被撰写《隋书》的史官所采信。
二、所谓隋朝国富与隋文帝重敛财和吝啬无关 因为唐太宗对隋文帝的污蔑，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思维定式，所谓隋朝国富是因为隋文帝重赋、残酷剥削百姓、薄待功臣，以守财奴的方式经营国家积累的，其做法蕴藏大乱，为隋朝的灭亡种下祸根。有趣的是历史记载恰恰相反,《隋书》在总结隋文帝的执政过程时，恰恰是认为隋文帝轻徭薄赋、金钱上厚待功臣，从不吝财，所谓节财是自身生活节俭，才造就了隋初的治世。除了唐太宗本人以外，唐初史官、群臣皆对隋文帝君臣理财持基本肯定态度，正确的指出隋初在剥削减轻的情况下，仍然府库充盈，国用充足即所谓国富的原因在于隋朝重建了中央集权、沉重打击了魏晋以来嚣张近三百年的豪强阶层，国家和百姓都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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