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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创作中想象属形象思维中十分重要的层次，“想象力是一个创造性的认识功能，它有本领，能从真正的自然界所呈供的素材里创造出另一个想象的自然界”想象的“能源”来之于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贮存为记忆。一旦情感的冲动和创作的需要，想象力就会伸张出双翅，腾空飞翔，任凭作者去思考，去选择，去发挥，“创造出另一个想象的自然界”，通常地想象分为消极和积极二种。
前者指简单的保存客观事物的印象，后者则能将种种印象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使记忆与思考有机地配合，能把生活中彼此不相干的素材凝结为一体，或者把某一客观事物中最有趣的、最生动感人的特征，分离为一个独立性的形象。尽管民间美术家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想象属哪一种，也说不出自己的想象力是如何发挥的。民间美术创作的客观规律证实了这一点，即他们不仅仅是开展了消极想象力，更多的是积极想象
而且这种积极想象的层次和角度，相当丰富有趣。归纳为一点，即他们的想象方式和角度完全是由内心的情感外露之需所影响，所决定的。当姑娘在绣自己的嫁妆时，内心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幢憬，向往着美满.幸福、和谐新家庭的组合，一针一线，一花一鸟，都倾注着自己的真情实意。这时，贮存于她们记忆仓库里的生活客体，进行了能充分表达情意的选择，即能符合上述美好生活幢憬的比喻或表意的题材。
民间美术品所以能获得妙趣横生的艺术感染力，一些专业画家想象不到的艺术形象，却能在农民画及剪纸作品中发现。例如陕北的一幅农民画，主题是反映一个放学归来的儿童在牧马，这类题材极为平凡。其独特之处在于儿童和马的形象处理，突破了一般化，把平凡的题材赋予不寻常的艺术形式，取得了突出的社会功能。作者把儿童画成三面体的头，这类形象即使在生活中的畸形儿也不可能出现
更何况儿童的天真活泼、逗人喜爱的特征依然得到充分的体现，问其原因说儿童牧马时的生活情景不是单一的任务，现在适龄儿童都上学了，一般都是课余或节假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所以总要带几本书或连环画去，一边学习，一边牧马。如果把儿童画成专心孜孜地在看书，那末马匹就照看不到了，失去了牧马的意义。反之，则又不能反映看书学习。为了同时反映这一生活情节，作者异想天开地把儿童头部塑造成一种运动着的状态
表达了儿童既在看书，又不断地左顾右盼，照看马匹，把很难统一的矛盾揉为一个合理的整体了，为的是真实地表现马吃草时始终是在运动着的，固定一点就吃不饱。当然，和三头儿童的形式也和谐统一了。由此可见，民间美术的作者想象的层次和角度是多么的深刻而又多样。这种看来是十分荒诞、怪异的人物、动物造型，可以说是一种凭空的臆造，梦境的幻觉但却有完全合乎客观生活和作者的情理。
当然与此相类似的形象也曾出现在《山海经》的插图上，但其意识与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一是古代神话的形象表现，一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反映。神话创作虽离不开现实生活基础，但终究不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一般农民画家很难看到诸如《山海经》之类的插图作为创作“参考资料”的。也有人说这种民间美术的思维及表现方式和现代派的绘画相类同，也不尽然。如毕加索的作品也有将侧面的人物同时画出视线以外的另一侧面形象。
可是现代派画家是有意追求画面效果的奇特，把生活故意变异，而且有一套理论的指导，是形式美的标新立异。农民画则仅仅是情感的外溢、真诚的表露、朴实的表现，彼此不能相提并论。本质的差别在于想象方式的不同。多角度的想象方式还较多地反映在对某些生活客体所具有的、多层次的本质和特征方面。例如民间美术中老虎的题材屡见不鲜，布老虎、虎头鞋、虎头帽、虎形剪纸和刺绣等等，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在人们的意识中，虎是山中猛兽，是“山大王”，凶猛无比，还会吃人。孩子们哭闹时，大人往往以“老虎来了”来哄骗孩子，以求宁静。古代宫廷艺术中，有大量虎的描绘，如瓦当、金银错、雕刻、服装等。但阶级意识和统治者的功利观念，决定了宫廷艺术中虎的形象，重表现虎的威武、凶猛、雄伟一面，那种虎踞龙盘、虎视眈眈的造型、令人望而生畏，以显示统治者的淫威。
而民间美术中的虎形，除了有某种相类似的象征外，其造型特征来说，则把想象的“镜头”对准另一角度—一虎的天真活泼、虎虎有生气的一面。基于这一思考，要从生活中的老虎原型中去吸取形象资料，可能性太少了。于是，他们联想到家庭中饲养的小狗小猫中的某些特征，进行了组合，于是那种胖敦敦的布老虎、发笑的虎头鞋，成为一种大人孩子都喜爱的玩具和装饰品了。
我觉得虎头上红色的绒球、紫色的丝带、梅花形的斑纹，把装扮孩子的情意美化了虎形工艺品，满足了劳动者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同时又反映了与宫廷艺术大相径庭的想象角度，就是典型的多角度的想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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