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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这大概是人人耳熟能详的“佛系”诗歌了。因为它而冲动购买了整部乔治布莱克诗集的人，最终能记住的，往往也还是这一句。
这或许说明，大和小的终极辩证一直刻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大极有多大？无边。小极有多小？无限。在东方玄学里，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观念，衍生了大量的格言警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宽时遍法界，窄也不容针；还有一个，显然跟那位猴王有关：我的“葫芦”里，能装“天”！
这类辩证显然促成了包罗万象的缩微美学在东方世界的蓬勃发展。从印度、中国到日本，亚洲的缩微艺术是相互影响的：阿拉伯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精雅无比的细密画，有着中国绘画的痕迹，而中国人在米粒上的微雕又大大地影响了日本，这个本来就喜欢以“微物”进行自我标榜的国家的缩微艺术。1843年，日本工匠影树立雄以木和象牙为材料完成的根付雕刻《黄粱美梦》，把一个人对世间美好生活的宏大梦想缩微成了四十五毫米。这种空间性的艺术表现中，显然还隐喻着时间的问题：黄粱美梦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故事，主人公的午睡时间大概不到两个时辰，却梦遍了三生在世，在蚂蚁国度里的皇权斗争、后宫甄嬛传、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变迁。这是亚洲版的《格列佛游记》。
现代人的缩微狂热不曾稍减。1979年，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推出了“凸版超级微型书三部曲”，分别是《出生石》《花语》和《黄道十二宫及其符号》，每一册只有二平方毫米那么大。这给微型书籍收藏迷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一位美国收藏家将买来的微型书存放在一个盒子里，他“不过是对着盒子呼吸了一下，这三部曲中其中的一本居然就像灰尘一样飘了出去。”
所有这些，都与宗教的神秘主义不无关系。如一则名为“鹅笼公子”或者“灯笼公子”的中国笔记体故事曾为鲁迅所欣赏，该故事版本不一，通俗地概括，可以是这样：一位手提灯笼的僧人行于夜路，巧遇一位公子。公子请求道，天气寒冷，愿能入灯笼中取暖。僧人允诺了，于是公子走入了灯笼。
到这里，一切都平平，但点晴之笔在后头：公子走入灯笼，灯笼不见变大，公子不见变小。很显然，这个怪谈故事令人细思难忘的“内核”，在于它实际上无法视觉化。对于凡人的认知和视觉而言，故事中的最后一句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从佛教或道教徒的角度来说，这毋宁说是一个暗示着“开悟”的故事，而开悟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旁观一切的提灯僧人。所有的故事，都由两样东西所支撑：能观察的“主体”，和所观察的“世界”。该故事里的最后一句在“大”“小”之间的致命矛盾，显然来自这位僧人的“能观”视点：他所见到的世界，恐怕已经打破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这个无止尽的二元模式，而进入到普通人所未知的神性当中了吧。
在小与大之间的切换本身，就构成了许多故事的基本结构。做逃跑的梦时，我们经常会在梦里变成小小的昆虫。而在法国宫廷逸闻中，确实有过侏儒扮成保姆怀中的婴孩出去传递秘信的传闻。而能令这如影随形的大和小不再彼此相待而生，却又无限地包含了对方，这就是东方玄学令许多人“不明觉厉”的地方。很多佛教徒都自豪地说：“佛观一碗水，八万四千虫”，要靠显微镜这种科技工具才看得到的微小生物，我们的古圣人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啦！
——但是，这可不仅是东方的脑洞。根据美学与人类学家约翰马克在《小玩意》一书中的分析，欧洲十七世纪缩微艺术的兴盛和显微镜技术的进步，本来就具有强烈的神学意味：当初，亚当和夏娃被蛇诱惑而“失乐园”，他们的堕落代价，不仅包括失去了天际的荣华富贵，也包括失去了对更细致的微观世界的观察能力。微观的世界不再历历于目，就只剩下对彼此裸体的庞大的羞耻感了。
正因此，近世欧洲缩微技术和科研工具的兴起，包括观察跳蚤时的激动之情，其动机可谓是极高大上的：荷兰生物学家斯瓦姆默丹说，显微镜能够“发现一个又一个奇迹，上帝的智慧清楚地显现在一个微粒之上”，那时，人们把显微镜称为“跳蚤镜”，就因为有人观察到跳蚤的挣脱方式与蚂蚁不同，所以很难画。这位老兄就是十七世纪英国的“大杂家”胡克，他被称为“伦敦的列奥纳多”，就像那位达芬奇先生一样，集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和博物学家等诸多头衔于一身，是显微镜的研究者，也是一位插画家。不知是不是受到这一掺杂了神性和理性、宏观与微观之风潮的感召，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还在诗歌中赞颂了跳蚤、性爱和圣血“三位一体”的关系。如此看来，布莱克的诗歌出现在那个理性时代，也就并不算前卫了。
动物纪录片《微观世界》
借助现代技术，人又变成了神。科学的背后，处处是神学式奇迹的感召。在著名的动物纪录片《微观世界》里，一只水蚤成长为蚊子的过程被放大了很多倍，这种令人讨厌的动物在适当的比例下，竟然变得如此精致美好，甚至具有了某种庄严的意味。蚊子和细密画的花边，一个是大自然的奇迹，一个是人工的奇迹，肉眼难于捕捉，却又确然存在，这种性质说明，小的不仅是美好的，它还天然带有某种神圣性。
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我们自己本来就可以飞上天空，本来就可以看到微物，那么飞机和显微镜就毋宁说是一种退步。今人何其芳在《画梦录》里不无迷恋地化用了一段来自于 、古代笔记的故事：修道的徒弟不小心打翻了装着纸船的脸盆，导致入定的师父在大海里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验。
盆景或芥子或恒河尘沙，自古以来都是佛道人士施展灵异神通的处所，而流行于现代人内心的那句话——“小的是美好的”，则是来自于全球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学家鼓舞地域性经济的词儿。这就是我们意识深处的禁地吧：现代的技术工具，古代的身体奇迹，为进化论的自豪感投下了一片神学式的嘲讽阴影。难怪在长热不衰的怪谈动画《夏目友人帐》里，会出现这样一位啃着跟他的身量一般大的馒头的微型土地神，它解释道：其实是由于现代供养人信仰心的减弱，它的身体也跟着变小了。
不管宗教修炼是否真的能够拆解“大”与“小”的配对，在世俗美学上始终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没有“小”作参照，“大”就变成了怪物。在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的时刻，大型建筑物里的大型雕塑，整集划一的阅军和其他大型群体行动，让个体完全失去了参考价值——没有孙悟空能装“天”的那个“小葫芦”了。
今天的广场舞大妈在失去了广场的情况下所跳的舞，让这种来自于集体时代的美学变成了另一种不乏无奈的生存方式，它在一个扭曲的意义上突显了晚年个体生存的尴尬，以及个人和集体的比例失调的现状。这也使我们意识到，除了经济学之外，艺术同样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只要通过调整大与小的比例，权力就能掌控人心。雄伟的罗马雕塑下，个人暴露在外，何其渺小，这是政治神学的终极比例。
总之，我们服从于令人敬仰的“壮观”之物，却对服从于自己的“小东西”心存喜爱。在“大帝”和“大女主”泛滥的影视故事的深处，一定要有某种东西足够小才可以，“小男人”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还有，侏儒的故事也值得一谈，这涉及广泛的宫廷阴谋，也与“儿童”被历史所发现的问题相关。《格列佛游记》中的矮人国王担心巨人格列佛会把全国的粮食吃完，因而精确地计算起他的食量和身材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也要考虑考虑蚂蚁的尺寸对经济的影响了？……有关“小”的问题可以无限地向“大”扩展下去，幸好我们的网络版面暂时没有做成缩微艺术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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