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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曲《松花江上》，唱不尽三千多万东北民众失去家乡、惨遭奴役的悲愤。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九·一八”，倾听那些历经战火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感怀先烈，不忘国殇。
“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8年，日军为宣扬“柳条湖事件”的“功绩”，在事变地点附近建立了爆破地点碑。
这块没有碑志和铭文的石碑，每一寸都刻录着侵略者的残暴。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沈阳人民将这块“炸弹碑”推倒。如今，石碑陈列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广场东侧。
刘仲明使用过的Agfa120相机
1931年，国际联盟组织（简称：国联）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等九位沈阳各界爱国人士不畏牺牲，搜集了大量日本侵华证据，被敬称为沈阳“九君子”。医学教授刘仲明以相机为“武器”，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日军侵略东北、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证，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的定性提供了重要的影像材料。
沈阳“九君子”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材料合辑《TRUTH（真相）》（复制件）
“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日军侵占东北期间，巩天民每次出门都会向妻子这样交代。为揭露日军侵华事实，沈阳“九君子”将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日军侵华罪证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并在外包蓝布袋正面绣上“TRUTH”（真相）字样。几经周折，这份材料被秘密递交给国联调查团。300余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拼凑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报道、目击证言以及大量图片等日军侵华的直接罪证，是《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定性的重要证据。
平顶山惨案遗址出土的子弹头
1932年中秋节过后，侵华日军在平顶山制造了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这5枚锈迹斑斑的子弹头，于1971年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出土。这些沾染着平顶山无辜平民鲜血的子弹头，是侵华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铁证。
平顶山惨案遇害群众遗留的怀表
这只怀表于1971年从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出土，表蒙有明显的裂痕，表盘内已经没有指针。虽然锈蚀严重，但仍能看到被火烧过的痕迹。这只没有指针的怀表，凝固了时间，也凝固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
左秀海狱中书简
“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组织领导凤城县抗日救国活动的左秀海不幸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1月，身在狱中的他用铅笔在黄色稻草纸上写下留给妻子的遗书，字字泣血。1937年农历正月二十二，左秀海被奉天日本陆军军事法庭以颠覆罪非法宣判死刑，英勇就义。
东北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用过的书箱
1937年2月11日，东北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在与日伪军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将热血洒在了他誓死捍卫的白山黑水间，年仅28岁。这个书箱是1926年宋铁岩结婚时新做的书箱，盖内有他的笔迹。他曾用这个书箱在家中存放日记、信件、保密文件和进步书刊。
车向忱夫妇用过的手提兜
“还我河山”，车向忱夫妇用过的手提兜上，四个字依然清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教育家车向忱多次往返关内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还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这个手提兜原为白色，历经岁月和战火，现已陈旧发黄。布兜正面绣有黑色“收复东北失地，1938”字样，背面写有“还我河山”字样。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战士靰鞡鞋
这是一双造型奇特的鞋：鞋面抽成一圈均匀的褶儿，褶儿后面是一个向上凸起的“舌头”，鞋口周边再窜上细细的牛皮带子。这种鞋被称作“靰鞡鞋”，是抗联战士们冬日作战的重要“装备”。靰鞡鞋用厚厚的牛皮缝制而成，既温暖又舒服。
抗联被服厂缝纫机
日本侵略者为稳固伪满洲国殖民统治，集中兵力“围剿”东北抗联。将士们不仅面临着复杂艰辛的作战环境，后勤补给在层层封锁下也捉襟见肘。为保障战士们的后勤供应，抗联被服厂用这些缝纫机赶制军装及后勤备品，为前线将士送上补给。
不忘国耻方可奋发图强，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不畏强暴，奋起抗战十四载，最终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今时今日，以史为鉴，吾辈更要振奋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力量！（孟丽媛 刘喆）
（本文据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提供的图片、文字材料整理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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